[文化三人行]与王旭烽暴走


www.zjol.com.cn　 2005年07月28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嘉宾：浙江省作协驻会副主席　王旭烽
　　香港岭南大学一年级学生　梁仲康
　　■本期主持本报记者　宋宾娜

    ■题记：
　　那天，我们走访了四个点，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浙江文化记忆在杭州这座省会城市的落点。从四川人始建的杨公堤到浙江人开的世界博览会；从被浙江人相对忽略后又唤起的于谦气质到现在仍然风行却难出其右的都锦生式儒商，或许这些都是你平时稔熟的风景，但走近后，你会发现，文化就是以那样一种生动的方式沿承，落入生活，变成作为，汇成我们因文化而形成的个性，因文化而造就的成长。
   
　　杨孟瑛·杨公堤·西湖西进

        地点：杨公堤

    记者：王老师，我知道杨公堤以前杭州人都叫它“西山路”，那为什么现在叫它杨公堤？
    王旭烽：这要先从一个叫杨孟瑛的明代人谈起，他和白居易苏东坡一样，都曾经当过杭州的最高长官，而且还和他们一样，都在西湖上修过一道堤。杭人感激郡守对西湖山水和百姓的一片厚爱，遂呼之为“杨公堤”。
   
    梁仲康：现在叫它杨公堤，除了纪念一个人，是不是也是为了城市建设？
    记者：当然。比如改善西湖水质，整治湖西环境，丰富西湖的人文景观等。
   
    记者：王老师，是不是也可以把西湖西进这样大规模的城市举动看成我们建设文化大省的一部分，文化的成长从某种角度可以理解为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
    王旭烽：这自然也是一种角度。但未必就只能理解为文化的成长，我倒觉得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复原，一种修补。人与自然在经过了人为的破坏之后，现在又通过人的努力回归。

    都锦生·都宅·时尚之都

    地点：茅家埠都宅

    记者：我们这一代对都锦生的记忆都已经模糊，王老师，你对它的感受是一个人，还是一匹丝，或者是一个厂？
    王旭烽：先是一家工厂，每天上学我都路过它，在杭州凤起路我的母校的正对面。厂门的景深之处有假山，它让我这初一女生不得不联想起资产阶级这个暧昧之词。但无产阶级的贵宾们隔三差五地要到那里去，有西哈努克亲王等等。许多年以后，都锦生成了一个人，我在南山公墓，看到了他的墓碑，生于1897，死于1943，生在杭州的满族人。
    梁仲康：你们喜欢他，是不是因为他是杭州的“李嘉诚”？
    王旭烽：他们二人所处的时代毕竟还是不同。我的小说《南方有嘉木》之中写到过都锦生，他是一个实业救国的实践者，就是丝织救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的都锦生，倒是有骨气的民族实业家。
    记者：我们要把杭州打造成时尚之都，我们能不能在这繁荣的商业表象里找到来自都锦生这一代儒商的文化记忆？
    王旭烽：如果你沉下心来寻找，你一定会在西湖边找到那个时代民族实业家的脚印和踪迹。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精明而又热烈的爱国者们。

    于谦·于谦祠·城市梦想
    地点：三台山于谦祠

    记者：在我的感觉里，王老师您好像对于谦情有独衷？
    王旭烽：常人眼里，杭州人风流倜傥，多为江南才子，于谦不然，慷慨悲怀，大有燕赵男儿之风。每次我看到“两袖清风”这四个字，就在想，那是从于谦诗里出去的啊，如今也已经成为民族精神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于谦何其伟大！
   
    记者：去年钱江晚报和作协联合在这里举办杭州青少年大型成长仪式“于谦祈梦”，当时真是盛况空前，当时参加“祈梦”的，除了领导，还有舒婷、阿来等一大批著名作家，您觉得在杭州的城市文化上，这是不是值得记录的一笔？
    王旭烽：“于祠祈梦”，本来是杭州人的一项重要习俗，从明代于谦遇难平反之后，一直至清末以前，约四百年间，一直流传在民间。但我们那次的祈梦活动，则是一个城市的梦想，是一个城市文化理想的直抒胸臆。
    我记得当时有领导表达的人文理想是：“我们希望，这座城市的管理者和这座城市的市民们，都能够无愧于这座城市之外的中国人”，作家阿来的理想是“国运昌盛，忠直者善终”，如果这些是梦想，那也只能说，这些是我们给自己设定的向着其努力的文化理想。
   
    记者：梁仲康，看到于谦祠，你有什么感想？
    梁仲康：正如王老师所说，于谦对国家的贡献并不下于其他爱国英雄，但他的名字始终不响，这也许是际遇吧。但可喜的是，政府已积极保存并保护好其独特的遗址，使山水、文化遗产有了人文的滋润，有了感情，有了令人遐想的空间。在香港，市民和政府为了西九龙文娱艺术区上的天蓬设计而沸沸腾腾地讨论，但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它最终只能成为一个地标，而不能成为香港独特的文化特色，因为它没有像于公祠、都宅那样背后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西博会·文化大省新跨越
    地点：北山路西博会会址

    记者：现在的杭州人都知道每年一次的西湖博览会，王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重现”第一届西博会的盛况？
    王旭烽：公元1928年秋，浙江省政府为纪念统一、奖励农业、振兴文化，决定筹办西湖博览会。筹办会从半年前开始，由当时的建设厅总负责，还在国内的75个市县设立了筹备分会，又到东南亚一带设立了办事机构。博览会于1929年6月6日下午2时在杭召开了盛大的仪式，与会者到了十万人，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了。会议设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博览会原定在10月10日结束，没想到游客踊跃，光是来参观的国内外代表团就有一千多个，竟然结束不了，最后不得不延至20日。而且办得也是空前的前卫和时尚。
    记者：那博览会带来什么样的既定效益和深远影响呢？今天我们重办西博会是不是可看作是一次经济、文化上的盛大重现与飞跃？
    王旭烽：当年西湖博览会在一年后“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浙江博物馆，现在它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文物之邦”。在这个博览会上，人们知道了杭州的茶叶、丝绸、中药、瓷器，知道了杭州的剪刀、扇子、民俗、古建筑……今天，我们的西博会与当时的情境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浙江的经济实力空前强大，浙江文化正在我们这代人手中进行着一次新的飞跃。

来源： 钱江晚报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