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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八十年宁波帮研究之回顾之一


www.zjol.com.cn  2005年12月27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工商界、学术界对宁波帮的研究已开始注意,一般是经四个阶段。这里不妨对近80年以来对宁波帮研究的状况作一历史回顾与评述。

      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1949年,这是研究宁波帮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宁波帮的研究资料是比较零星的、分散的。宁波帮概念主要是商帮。对于“宁波帮”词汇的提出,应该在20世纪初。早在1908年,《中国经济全书》就对宁波帮、绍兴帮、杭州帮作过介绍,其中对宁波帮有这样说法:“上海之所谓宁波帮者,即表示在上海的宁波商人之意,如所谓湖南帮者,即系表示一般湖南商人之意,其它称为某帮某帮者,皆如此也”(1)。但此书材料主要来源于1906年的《商务官报》所发表的由杨荫杭撰写的《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文章。

      宁波商帮的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已有不少材料。1920年,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出版了《上海四明公所大事记》,对上海的宁波人的活动作了记述。1926年,徐寄  的《最近上海金融史》出版,通过对近期上海金融业的回顾,也写了不少宁波帮工商人士情况。

      此时,也有研究人物传记发表。比如,20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总商会月报》中发表了《严信厚传》,不但介绍了宁波帮的杰出代表严信厚的活动情况,而且明确指出其生卒年月。(3)1922年,第6届上海总商会成立,会长是余姚人宋汉章,副会长是镇海人方椒伯,为此,《上海总商会月报》不少内容与宋汉章、方椒伯有关。1925年4月,《国闻周报》“名人栏”刊登了《虞和德》一文,对虞洽卿事迹进行评述。《钱业月报》也在1926年前后先后发表宁波帮代表人物秦润卿的《上海之钱庄事业》、《远期庄票考》等文章,对组合线庄的手续、远期庄票等内容作了阐发,成为研究宁波籍人士钱庄经营思想的重要材料。

      这一时期,国外也有研究宁波工商人士的论著。1926年,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在他的《中国的社会现状》中考察了中国各地的航运业后说:无论是长江航运还是沿海航运,轮船上上至买办、驾驶员,下至伙夫、水手,几余全是说着宁波话的宁波人(4)。中国海运业完全由宁波人支撑的。

      在30年代,上海出版的一些资料中也涉及一些宁波工商人士问题,对宁波帮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材料。上海通社在30年代初中期就编辑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其中有徐蔚南的《上海四明公所研究》文章,对宁波工商人士在上海成立的同乡组织四明公所进行研究,认述了四明公所的发展沿革、所从事的主要事业及其对宁波帮形成发展的影响。冯薰的《论宁波过帐制度与现水之利弊及其改良办法》,对宁波工商人士在金融业中所实施的过帐制度配现水的利弊做了分析。(5)杨荫溥的《上海金融组织概要》,魏友棐的《十年来(1921-1933)上海钱庄事业之变迁》,在介绍上海钱业的变迁中,提出“宁绍帮仍握钱业之牛耳”的观点,对民国二十二年(1933)72家商帮做了统计分析,其中绍兴帮37家占第一,宁波帮16家,据第二。并对宁波钱庄家族的进用人才、父子相传等内容作了介绍。(6)孙筹成的《新药界先进黄楚九先生事略》(7),介绍了黄楚九在上海创办大世界和艾罗补脑汁、九虎人丹等情况。1937年,《教育与职业》杂志刊载了由方涛天撰写的《航业家虞洽卿先生传略》,对虞洽卿所从事的航运业作了表功和赞美。

      著作有丁裕良的《最新上海金融论》,王承志的《中国金融资本论》。后者对1936年55家钱庄经理作了分析,认为绍兴帮最多,有27家;宁波帮为16家;苏州洞庭帮7家;上海本地帮3家;镇江帮2家(8)。1933年,商务印书官出版姚公鹤的《上海闲话》,书中也谈到宁波工商人士的情况,认为宁波商人最初聚居在上海南市,商业金融经营活动以南市为中心,“南市内外咸爪街尽甬人字号,如在宁波”(9),并对汇丰银行的买办王槐山做了介绍,认为王槐山是“第一任汇丰之买办,声名乃亦洋溢于沪上矣。”(10)
上海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由宁波同乡会编印,1927年6月起刊出,到1937年7月,共出168期,是“旅沪乡人之喉舌”,辟有“本会纪事”、“七邑拾闻”、“经济”、“谈丛”等栏目,介绍在上海的宁波人活动情况,认为宁波人在近代蜂拥来沪,进入上海社会各个阶层,“上自缙绅硕贤,下至负贩杂技,曹进曹退,纷若归市”,尤其是航运业中的海员和机器业中的技术工匠“几乎无往而非宁波人”(11),上海成为宁波人的“第二故乡”(12),并对南京、汉口、郑州等地的宁波商人做了评述。上海机联会所编的《机联会刊》和《工商史料》也有不少宁波帮的内容,诸如中化社、五洲固本皂药厂的科学管理、陈万运的三友实业社和胡西园的中国亚浦耳电器厂的广告宣传等。《钱业月报》对秦润卿等宁波钱庄家做了评述。上海市商会1931年印行的《虞洽卿先生旅沪五十周年纪念刊》、中国化学工业社编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二十周年》和五洲集团编的《五洲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为研究宁波帮也提供了资料。

      30年代出版的《中华全国中日实业家兴信录》对宁波帮的一些代表人物方椒伯、朱志尧、袁履登、史悠凤、王时新等做了介绍。尤其是明确指出朱志尧是奉化人。“朱志尧,浙江奉化人。从他父亲这一代起便是(法)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十几年前在卸职的。”(13)不少名人录也提到宁波工商人士。比如,1930年出版的《海上名人传》,被列为“海上名人”的100人,从中有19位是宁波人,这些都是在上海经济活动中占居重要地位的宁波帮人士。1936年,中国征信所编的《中国工商人名录》也录有在沪的宁波工商人士,在1836个工商人士中,宁波籍的工商人士有453人,占四分之一。

      一些宁波帮实业家自己也撰文谈及企业管理问题。比如,刘鸿生在1931年撰写了《救济新工业应提倡同业合并》文章,要求企业合并道路,以增强企业实业,而一旦实行同业合并,“虽前途利纯,仍应视管理之是否合宜以为断,而消弭同业竞争,增厚对外力量,则目前固已著有成效矣。”(14)。1935年,刘鸿生又在《中国国货年鉴》上发表《一年来的国产煤业》,认为要发展煤矿业,就要有便利的交通措施。当时的民族煤矿业发展缓慢,其原因是“国内交通,未尽便利,水利运输,时多阻梗,纵增产量,无从输出,实亦一大主因。”并认为人民购买力主要在农村,只有让广大农村摆脱金融枯竭、生产凋敝的困境,才能使人民的购买力逐步增进,金融业的状况能进入常轨,“工商业之复兴,可以逆睹”(15)。宁波工商人士自撰的论文,是我们研究宁波帮的重要材料,是不能忽视的。

      当然,对于宁波商帮的研究在国外也有。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的森次勋的《上海财阀之鸟瞰》也提到宁波帮是近代新兴商业行业的开拓者。“输入贸易方面,金属、染料、棉布、砂糖、机械、杂货等外国输入品之经营,数十年来为宁波人绝对独占,逐年有增长之势。”山上金男的《浙江财阀论》也在对浙江财阀解释中,认为狭义的解释是指以上海为根据地的浙江籍金融及实业家的总称,可分为浙东帮和浙西帮,宁绍地区属浙东帮,杭嘉湖地区属浙西帮。并且认为一般所说的浙江财阀都是这一含义,而宁波帮是浙江财阀的基础。。在这些论著中,对宁波商人在上海的金融业、贸易业中活动做了较多研究。

      进入40年代以后,对宁波帮的研究也有一些资料。在海外,有日本的根岸佶的《中国社会的领导层》和《买办制度研究》(16),对宁波帮旅沪的镇海方介堂及奉化朱志尧等家族作了介绍。香港的钟树元的《江浙财团的支柱——宁波帮》对江浙财团的分析中也认为宁波帮是“江浙财团的支柱”。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宁波帮借助各种因素,促成江浙财团与南京政府的结合,使之成为江浙财团中的主角,甚至成为江浙财团的皇亲国戚的新贵族。(17)对虞洽卿及三北集团也有评析。

      在国内有方祖荫的《跑街》(18)。他谈到了在钱庄盛行时代中跑界的作用、跑界与商帮的关系。并在“客帮”中列举了北帮、广帮、南洋帮、厦门帮、汕头帮、温台帮、宁波帮、汉口帮、长沙帮、西南帮等10个商帮。把宁波帮作为其中一个商帮。也有不少写人物的著作。1946年出版的汪兆平、郑大慈编的《虞洽卿先生》,曾对虞洽卿的生平做了简单介绍,并提到朱葆三、方椒伯等人的有关情况。商隐的《宁波人何以能在商场活跃》分析了宁波帮在近代商界之所以经久不衰的5个方面原因。《副理事长蒉延芳》对其“实业救国”活动有所介绍。(19)黄炎培在1947年发表的《一二八纪念骂敌不屈以身殉国的项松茂先生》,对宁波帮实业家项松茂奋斗经营,以身殉国的事迹进行追忆。

      论文有方腾的《虞洽卿论》,就虞洽卿的生平做了介绍 。全文2万余字,除了叙述虞洽卿从童年、学徒到买办以及企业活动情况。而且把他放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是研究虞洽卿的一篇重要文章。同时,提到四明银行,“发起人为袁鎏、朱佩珍、吴传基、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叶章(璋)、周晋镳、陈薰和虞和德。资本150万两,光绪三十四年开幕。”(20)

      1947年,从事钱业会长的总董、主席多年的秦润卿,作了《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对于钱庄业的起源、银行的兴起和钱庄的关系作了叙述,提到赵朴斋、张宝楚、庄尔芗、冯泽夫、袁联清、李墨君及谢纶辉等人先后兼任通商银行的情况。文海出版社1947年出版了中国通商银行编的《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介绍了1896年到1947年中国经济发展,也涉及宁波帮在钱庄业、银行业的贡献,认为宁波人有诚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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