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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宁波商人


www.zjol.com.cn  2005年12月27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渐高涨。“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波商人在民族存亡之秋纷纷发表时评,阐明政见,抵制日货,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保持民族气节,维护民族尊严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淫威,宁波商人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维护民族尊严。李康年横眉冷对日本侵略者,亲自书写了“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座右铭”用来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怀。有一次,一个日本商人带了两名日本兵到中国国货公司进货部寻衅,要求推销日货,气焰很嚣张。李康年神情自若,不卑不亢地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我们这家公司在开办时即在章程中规定只售本国货,不销外国货,不只不卖日本货,其它英国货、美国货、法国货都不卖,章程规定如此,所以招牌就叫中国国货公司,不叫中国百货公司。中国国货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我是代理人,无权做公司章程以外的业务。”短短的几句话,说得日商无言回答,只得垂头丧气狼狈地走了。李康年理直气壮的爱国行动,维护了民族尊严。乐振葆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义愤填膺,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他挥泪写下了《劝全国同胞书》:      

  民族存亡,迫于眉睫;娱乐场中,理当绝迹;强邻暴行,暗无天日。      

  奉劝同胞,节衣缩食;省下金钱,以备御敌。……      

  敌凭机器,横加攻击;我仗肉搏,忠勇无匹;长期抵抗,全凭财力。     

  最后胜利,主我可必!愧我不文,只得搁笔;回首案头,血泪满页。      

  乐振葆爱国的赤诚之心跃然纸上,使人读后肃然起敬。      

  日军占领上海后,曾多次设法拉拢虞洽卿,劝诱他出任伪职,为虞氏所拒。日伪要挟秦润卿担任伪职,他蓄须明志,誓不接受,后来日伪要他筹组维持会和伪商会,秦润卿托辞有病,深居简出,再次拒绝。日伪几次诱使祖籍慈溪的王伯元出任伪职,被其拒绝。对此他在自述中说:“时欲走不能,只能伪装衰老,留须抽烟,敌伪拖我下水,来家勾引,见我一榻横陈,吞云吐雾……。此一伪装居然生效,日伪见我如此颓废,认为已无利用价值,愤然而去。”1939年10月,出任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傅筱庵公开投敌,多次派其爪牙潘达等人,诱逼同乡包达三出任伪实业部部长,都为包达三所拒绝,并且改名为包光周,避居上海长乐路高福里周姓友人处,依靠变卖家产、文物而艰难地度日,保持了民族气节。方椒伯也严词拒绝了傅筱庵要他当伪市政府秘书长的要求。      

  尤其是项松茂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更是可歌可泣。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五洲药房11位员工被日本侵略军抓捕,项松茂深入虎穴,冒死营救,后被敌方劫持,面对敌人审问,宁死不屈,最后被杀害。15年后黄炎培撰文纪念项松茂,文中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歌颂了项松茂的崇高气节。文中说:“几天后有人报告:先生一到分店立刻给敌方掳去。问他是谁?很慷慨地答我是项松茂。敌人把他捆起来送到蓬莱路日本人俱乐部,第二天转江湾敌大营。敌酋亲自鞫讯,怒声问:你敢藏军服么?你敢抗我们?谁抗我们就杀谁!项先生从容答:杀便杀,中国人不爱中国爱什么?究竟哪个发动中国老百姓排斥日货呢?你们不怪自己倒怪我们。你们自己清楚地想一下,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不好好想些共存共荣的方法,倒用军队占领我国的土地,屠杀我们的民众。咳!看你们日本有多少好结果!滔滔地大声斥责的时候,敌酋旁边一人大大地感动,劝敌酋勿加害先生,甚至跪下来恳求。到底无效,先生亦到底不肯屈,就被杀,十一个店员全被杀。这是31日早晨的事。”我们从黄炎培的纪念文章中可以看出,项松茂面对敌酋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保持了民族气节,谱写了一曲千古流芳的正气歌。      

  同仇敌忾,支援抗日斗争      

  宁波商人还同仇敌忾,大力支持民众抗日,共赴国难。1932年的“一·二八”松沪战役时,方液仙在中化社厂内办起了伤兵医院,对坚持抵抗的十九路军伤病员及时进行救护。宁波旅沪同乡会、天厨味精厂等捐购飞机6架抗日,并声明此机不供内战所用。1937年的“八·一三”后,方液仙在上海胶州路旧申园内办了一所伤兵医院,不仅规模大,而且聘请了不少医生与护士,积极救护伤病员,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虞洽卿也千方百计地办伤兵医院,克服种种困难,对伤病员开展营救。不少宁波籍实业家还组织义勇军,来直接支持抗日。项松茂在五洲皂药厂内编组义勇军一个营,自任营长,聘交通大学军事教官施以军事训练;同时,要求厂里职工多制军用药品,支援抗日军队,蒉延芳在经费困难情况下,倡议添病房,力争多收伤员。有人劝他知难而退,而蒉延芳却知难而进,尽力承担。上海“三友”引翔港总厂,在宁波实业家陈万运的支持下,发动、组织三友抗日义勇军,由陈万运任大队长,下设3个连,总计有400余人参加,后因日本侵略者的破坏而停止。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宁波帮”实业家在大后方的经营活动。刘鸿生、余名钰、胡西园、叶友才等“宁波帮”实业家在“七·七”事变后将企业内迁,为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发展和支援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胡西园抗战初参加了抗日救援会,他的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冒着种种危险,把重要设备和科技人员迁到山城重庆,同时创建西亚灯泡厂,使重庆及西南各省的大城市都用上了西亚厂生产的电灯泡。1945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时还接见过他。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钰,在抗战爆发后,也将生产设备辗转武汉运至重庆,与民生公司、金城银行合资在重庆组建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1938年至1939年,渝鑫厂基本以制造军火为主,生产炸弹、手榴弹和山炮。1939年后,转为民用生产为主。从1939年到1945年间,共生产钢6057吨、铁5886吨,生产的武器和弹药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日斗争。      

  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国货是相对洋货而言。“九·一八”事变后,我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刻,正是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爆发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提倡国货运动,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抵制外货倾销,捍卫我国经济权利、发展实业。宁波商人积极投入这一爱国运动之中,他们的主要做法有三种。      

  一是组织各种国货团体。宁波籍企业家参与了最早的以提倡国货为宗旨的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创办和各项活动,三友实业社、五洲固本皂厂等都是首批企业团体会员。“一·二八”事变后,方液仙、王性尧、蒉延芳等人联合组成“中华国货产销协会”,以推动生产、销售、金融三方通力合作,有利于国货制造与推销。上述3人担任理事。在“九·一八”一周年时候,中国化学工业社、三友实业社、五和织造厂、华福制帽厂等宁波实业家所创办的工厂与美亚织绸厂等9家企业联合组成“九厂临时国货商场”,每家企业各出2种国货,计18种商品,来寓意“九·一八”,不忘国耻,举行为期一周的大廉卖。由于这次廉卖活动以爱国抗日为号召,出现了顾客盈门、盛况空前的情况,使活动取得了成功。1933年2月,方液仙、蒉延芳、任士刚等人投入资本10万,在上海创办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康年任副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方液仙、叶友才、蒉延芳、任士刚为董事。商场设有绸缎、布匹等40个柜组。1937年4月,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在上海成立,选举吴蕴初、方液仙为董事,王性尧任副经理,在重庆、福州等地增设分公司。抗日战争期间,王性尧赴重庆改组重庆中国国货公司,在成都、贵阳、昆明、桂林等地成立中国国货公司,并在重庆设立西南业务处,从而推动西南地区的国货运动。宁波商人还为此大声呼吁,镇海人胡西园就说:“当此国难严重,外货倾销之际,吾人得政府之领导,应各为国货联合营业公司努力襄助,俾可早观劂成,而树经济建设之基础。”  

  二是积极推销国货。1927年5月,成立以“谋求实业发达、国货进步、换回外溢利权、增进社会公益”为宗旨的机联会,在21个担任执行委员的工厂中,“宁波帮”企业家主持的就有三友实业社、五洲固本皂药厂、达丰染织厂、振丰棉织厂、中国化学工业社等。宁波商人通过机联会的工作,诸如代办商标注册及登记、参加赛会、发展国货贸易、征集货品展览、请求改革捐税、证明国货产品、申请保护权益等事宜,积极推销国货。“九·一八”事变后,这些企业更是加大对国货的宣传,为国货产品的促销和市场开拓作出了贡献。同时,力图开创金融界进一步支持国货生产和销售的新途径,积极组织对南洋市场的考察和调查,为国货产品开拓更大的国外市场;并设立国货邮购部,拓展国货产品的内地市场。机联会还编印了《国货日新录》、《机联会刊》以及内部刊物《国货新声》,用以宣传和沟通产销信息。李康年用激动人心的爱国词语刊登广告并以“请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巨幅标语悬于大街上,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宁波商人还积极推出自己经营的国货品牌,诸如龙虎人丹、天厨味精、三星牙膏、西湖牌毛巾、双钱牌套鞋、鹅牌汗衫等,对提倡国货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是发展民族工业。抵制日货和提供国货直接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刘鸿生为了保护中国火柴,抵御瑞典和日本火柴的倾销,通过联营合并,壮大企业实力,保护民族工业的市场份额。他说:“我的宿愿是把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及其有关企业归并在一个庞大的联合公司之中。我力图把这一行业发展成一个巨型的民族工业……我的这种努力并非出于自私。因为我想,只有用这样的组织手段,我们才能真正地发展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他所经营的上海章华毛纺织公司因受到日本输华毛织品跌价竞销的影响,一度连年亏损。为了抵制日货,使国货有竞争力,在1933年的国货运动中,刘鸿生推出了“九·一八”薄哔叽产品,在南京路、蓬莱菜市场、曹家渡设门市部,迅速打开销路,1934年盈利10万元。到了1936年,章华毛纺织公司盈利50余万元,除了还清历年累计亏损以外,还净得利润30万元。      

  顶住日本侵略者压力,粉碎敌人经济统制阴谋      

  日本侵略者在政治诱降的同时,实行经济统制。宁波商人识破他们的阴谋,始终不与其合作。      

  1938年8月,日本海军特务部以合作为名,要虞洽卿将三北轮埠公司与日本东海轮船有限公司联营,被虞洽卿拒绝,并声明所谓三北公司青岛分公司代表沙梁匠与日方所签的合作协议根本不予承认。

  张章翔为维护华商利益,坚决反对日商保险业企图统制的阴谋。1942年夏天,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暂时胜利之时,日本保险业发现天津美商保险公司停业后,华北的保险业务多被华商保险公司承接过去,为此,日商企图将华北保险业务实行统制,要求华商保险公司一律改为日商保险公司的代理店,他们找到时任天津保险同业公会会长张章翔。张章翔明确表示“完全不能同意”,要求天津全体公司一律改为代理店也“坚决不能接受”。日本对此很不满意,并动用特务机关出面干涉,但张章翔大义凛然,绝不屈服。针对日本的横蛮行径,张章翔回答:“几天来,我们公会反复商讨,还是不能接受你们的要求。但是特务机关既然出面,要我们双方谅解,妥然解决,我建议你们向我们的主管机关华北政务委员会财会总署联系。”日方见张章翔态度坚决,只好不了了之,日本侵略者企图统制整个华北保险业的阴谋终究没有能得逞。
 

来源: 宁波网  作者: 肖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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