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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宁波帮”史话(上)


www.zjol.com.cn  2005年12月27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在古代,北京是长城边上幽燕之地。自辽代在幽州建立“南京”以来,北京已经历辽、金、元、明、清及民初六朝,至今已851年,为六朝古都。由于当时辽、金与宋朝南北对峙,大量北方人逃往南方,所以当时的北京相当萧条,因而也没有什么南方人移居北京。北京开始有南方人是在元朝统一全国建立元大都以后的事。那时南北通商,40年后又开科取士,所以南方人开始进入北京。但元朝仅存在88年,开科取士又在延佑年间,而且录取的汉人很少,其中南方人就更少了。从元史中能查到在京做官的宁波人只有两名:一位是著有《延佑四明志》而闻名的袁桷(1266—1327),他当过国史院编修、侍讲学士,在朝20余年;另一位是程端学,他是元泰定元年(1324)进士,当过太常博士,著有《春秋本义》,后卒于京。根据以上情况,说明元朝的北京虽已出现宁波人的身影,但还没有形成“宁波帮”,其作用也极为有限。
  北京“宁波帮”的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时期:

  一、明代———北京“宁波帮”兴起时期

  明朝从朱元璋称帝的洪武元年(1368)算起,到崇祯十六年(1644)止,经历17个皇帝共276年。开国时朱元璋定都南京,35年后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通过移民、迁都、科举等手段使北京迅速发展起来,也使宁波人大量涌入北京。
  1、移民。朱棣通过战争将侄子建文帝赶下台,秘密处死,并于公元1403年称帝,改纪元为永乐元年。由于他原是分封在北京的燕王,在北方势力较大,所以处心竭虑地想迁都北京。为了迎合他,在永乐元年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上言称:“北平都政司实皇上承运兴化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师。”朱棣听到后,正中下怀,立即照准。从此改北平为北京,并于八月下令迁南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九郡富民赴北京。由此浙江九郡之一的宁波富民也就成批地迁到北京,这是北京“宁波帮”兴起的开端。
  在当时众多宁波移民富户中,有一位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成为宁波移民的杰出代表,他就是后来编写《宁波府简要志》的黄润玉。黄润玉生于1391年,永乐元年、年仅13岁主动要求代父移民。他的孝行感动了官府,成为《明史》里大书特书的人物。他在德胜外(现今土城路)一带与其他移民一起,在家人帮助下盖宅园、置田地,并发奋读书。京乡试礼经魁,会试授建昌府学训导。后出按湖广,历永乐、洪照、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七朝,活了88岁,卒于成化十五年(1479)。
  2、迁都。朱棣于永乐元年决定迁都后,征调南北工匠数十万人在北京建皇宫、修城墙,最后在永乐十八年(1420)将南京的中央机构迁到北京,九月将原京师改为南京,北京改为京师,设六部,并诏告天下。
  迁都又是一次大移民。朱元璋多年转战于苏、浙、皖一带,武将多为安徽同乡,但谋士及官吏却多为江浙人士。他定都南京时,为了繁荣京都,曾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下令徙天下富户入居南京。朱棣当上皇帝也学乃父,除将中央政府与大小官员迁到北京外,也将江南富户及百工迁到北京为他们服务。于是一时间北京官盖如云,百业兴旺。宁波的传统行业中医中药业与成衣业也于此时打入北京,最典型的是北京同仁堂药铺的老乐家。根据同仁堂乐氏宗谱,乐氏祖籍是宁波府慈水镇。宁波乐家26世祖乐良才于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际自宁波迁到北京,乐良才是一位走街串巷行医卖药的郎中,从此定居北京成为北京乐氏的始祖。
  其实,宁波中医中药业打入北京的人很多,因而在明代就出现了垄断北京医药行业的“鄞县会馆”。过去“鄞县会馆”所在地郭家井2号院内立有清道光十五年(1835)《鄞县会馆碑》,内称:“吾鄞县会馆创自前明,久经颓废。国初时,吾乡大理寺卿心斋陈公始力整理,阖邑赖之。”另一块在民国十三年(1924)由旅京宁波同乡会立的《四明会馆碑记》中有:“有旧名鄞县会馆者,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这些都说明了明代宁波商帮在北京的实力。
  3、科举。自永乐十三年(1415)将三年一次的春闱从南京迁到北京后,热衷于科举的全国举子也纷纷赶赴北京,希望“龙门一跃”,从此成为达官贵人。由于赶考举子众多,很多人又住不起旅店,于是公益性的地方会馆———试馆就应运而生。自古宁波就文风鼎盛,书院多,读书人多,所以赶考的举子也多,因而宁波的试馆在北京出现也较早。有资料可查的是明嘉靖(1522—1566)年间北京即有试馆,离贡院较近的小甜水井胡同就出现了镇海会馆和慈溪会馆。明代宁波共有进士977名,其中之鼎甲及会元23名。《明史·人物志》中检出迁都北京后在朝为官的有41人,其中宰相级3名、尚书级9名,其他多为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或御史。试馆成了宁波文人敦叙乡谊并进行学术交流的地方。
  在明代,通过移民、经商、做官,北京的“宁波帮”不断壮大,建立了试馆和行业性会馆,有了敦叙乡谊和互相帮助的组织,他们在北京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由于北京在明代的特殊地位,因而促使“宁波帮”在北京的兴起,并使北京的“宁波帮”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宁波帮”。

  二、清代———“宁波帮”鼎盛时期

  清代自1644年顺治入关开始共历十帝,最后到1911年宣统逊位止共267年。由于明代宁波帮已在北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随着清代出现的康乾盛世,北京的宁波帮也发展到鼎盛时期。
  1、宁波帮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清政府在建国之初,对汉人实行的是高压政策,但还是不断发生反清复明的斗争。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开始实行怀柔政策和发展经济的政策,使得社会越来越稳定,经济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也就是史书所记的康乾盛世和乾嘉盛世。当时北京市肆繁荣,人民安居乐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涨,这给宁波人的优势行业成衣业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因为人民生活四大需求———衣、食、住、行,衣排在首位,要穿好、吃好。宁波的成衣业早在明代就已打入北京,到了清初就垄断了北京的成衣业。根据资料,至迟在乾隆年间就已建立了宁波人为主的成衣会馆“浙慈馆”。该馆原址位于现今北京的金色池小区,馆里立有乾隆三十七年《财神庙成衣行题名碑》、道光二十九年《重修财神庙碑》和光绪三十一年《财神庙成衣行碑》。其中以光绪碑的记述最为详尽,内称:“在南大市路南创造浙慈馆,建造殿宇、戏楼、配房,供奉三皇祖师神像。当时成衣行皆余浙江慈溪人氏,来京贸易,教导各省徒弟,故名浙慈馆,专旧成衣行祀神会馆。”这里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1、“当时成衣行皆余浙江慈溪人氏。”这说明在清代北京的裁缝店都是宁波人开的,是慈帮裁缝。2、“专旧成衣行祀神会馆。”这说明慈帮裁缝在清代北京的行业垄断性。3、“建造殿宇、戏楼、配房。”这说明浙慈会馆规模宏大。据笔者实地考察共有三进院。过去很多附近的小会馆也都商借“浙慈馆”进行祭祀酬神活动。4、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6)宁波的慈帮裁缝还能集巨资重修浙慈馆,使之金壁辉煌,焕然一新,可见时至清末,宁波裁缝仍具有巨大的实力,对人们的衣着起着重要作用。清人笔记中有段描写北京名裁缝的故事,说他们量体裁衣,俯仰无不得体。不论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还是躬腰驼背的残疾人,只要穿他们做的衣服,前后摆都能长短合体。
  另一宁波优势行业就是中医中药业。古时中医与中药的关系密不可分。郎中行医,随身背着药箱,而药铺也有中医坐堂门诊。早在明代宁波的中医中药业已在北京建立了行业性垄断会馆鄞县会馆,到清代宁波的中医中药业更是名震京师。有多位名医均为宁波人,有名的药铺也为宁波人所开,并成为御药房的供奉。
  北京乐家四世祖乐遵育在清初当上了太医院的医官,其子乐梧冈(1661-1742)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借势在大栅栏创办了“同仁堂”药铺。雍正元年(1723)开始供奉御药房,从此声誉日增。其实在清代与同仁堂齐名的宁波药铺还有很多,它们都有祖传秘方,各有所长。如“育宁堂”也开在大栅栏,也是御药房供奉。直到道光时,因帝名“曼宁”,育宁堂的“宁”字犯了帝讳,从而停了它的供奉资格。育宁堂有名的“清宁丸”也因避讳而改称“清麟丸”。除了上述两家老字号外,“乾元堂”,“千芝堂”、“西鹤年堂”等名店也都是宁波人所开。其中“西鹤年堂”创办于明嘉靖年间,“千芝堂”创办于明万历年间,它们比“同仁堂”的历史更为久远。它们都有自己的传统名药,在京悬壶济世,治人无数。这些铺东每年春秋两季都到“鄞县会馆”祭祀,并共叙乡谊,共商生意;平日还从事慈善事业,施药济贫,埋葬贫苦同乡。清道光年间的宁波名医刘永泉的事迹还被编入了《北京工商史活》,书中称“刘永泉身受祖传医术,精通药物。于道光年间受聘于京师久负盛名的育宁堂药铺。”书中还称:刘永泉来京后,协助育宁堂经营业务并成为“鄞县会馆”主持人之一。他在京行医颇负盛名,后经举荐成为清太医院的御医。因为刘永泉品端术精,当时的同仁堂铺东岳印川还想把刘永泉从育宁堂挖过去,因刘永泉不愿有负于育宁堂而婉却之。后同仁堂用联姻办法将刘的儿子刘辅庭弄到同仁堂襄理业务,刘辅庭也因才高业精而深受乐家器重。后来刘辅庭也成为清太医院的御医。
  2、宁波会馆的纽带作用。清朝为了巩固统治,采取笼络汉人、发展经济的政策。特别是开科取士,让全国举子不断涌向北京,因而在明代兴起的试馆至清代达到鼎盛时期。在清代,宁波的会馆最多时曾达13处。到清末光绪年间出版的《详细帝京舆图》上还列出9个宁波会馆,它们是:宁波会馆(府馆)、薛家湾鄞县会馆、盆儿胡同鄞县会馆、余姚会馆、镇海会馆、小甜水井慈溪会馆、中兵马街慈溪会馆、东小市浙慈会馆和郭家井四明会馆。会馆的多寡视需要及地方实力而定。如鄞县和慈溪赶考的举子多,—处不够就在别处再建一个,所以出现一县多馆的现象。在试馆里赶考的举子可以共同切磋文章、交流经验,还可以互相照顾,增进乡谊,形成利害与共的同乡团体。会馆还是一个福利团体,对贫困同乡还可赞助生活费和回乡路费等,所以有很强的凝聚力。浙慈会馆和四明会馆则是由宁波商人垄断的两个行业会馆,除了敦叙乡谊、加强互助外,还在一起商讨有关业务;入会得有必要的资格并遵守行帮行规。这些会馆加强了宁波中医药业和成衣业在北京的地位。总之北京的宁波会馆起了团结同乡、增加乡情乡谊的作用,并成为北京宁波人与宁波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3、宁波知识分子在清政府中的作用。清朝立国之初就深知光靠八旗武装统治不了广大国土,治国还得依靠汉族官员和地主阶层,于是采取怀柔政策,提出满汉一家口号。一边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一边大开科举之门,大量录用汉人当官。从顺治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止,宁波共有进士298名,其中三鼎甲及会元共有10名。除各级地方官员外,在朝为官政绩卓著者有以下几名:
  一、陈紫芝,鄞县人,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当御史力持风纪,敢于弹劾康熙亲信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朋党湖广巡抚张况。后任大理寺卿,善断狱,稍涉矜疑,即为驳正,予以平反。
  二、沈淮,鄞县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充军机章京,升监察御史。同治十二年(1873),首疏谏阻修茸圆明园。光绪五年(1879)充顺义乡试监试,力疾从事而亡。
  三、张家骧(约1825—1884),鄞县人,同治元年(1862)进士,先编修后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后为工部右侍郎。
  在朝学术成就显著者有以下几名:
  一、黄百家,余姚人,黄宗羲之子,国子监生,传宗羲学,康熙中入明史馆,成史数种,并著有《句股矩测解原》二卷。
  二、万经(1659—1741),鄞县人,万斯大之子,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授编修,继修万家多部著作,如《尚书谈》、《明史举要》等。
  三、邵晋涵(1743—1796),余姚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入四库馆任编篡,授编修,后擢侍讲学士,补《五代史》,列于《二十三史》,另著有《孟子述义》、《谷梁正义》,《皇朝大臣谥迹考》,《方舆金石编目》、《南江诗文稿》等著作。
  四,卢文弨(1717—1795),余姚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土,授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等,合经、史、子、集,著《群书拾补》,另著有《抱经堂集》、《钟山札记》、《龙城札记》、《广雅释天》等。
  五.万斯同(1638—1702),鄞县人,师事黄宗羲,被迎入京,参与纂修《明史》,他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著有《历代史表》、《儒林宗派》等。
  六、姜宸英(1628—1699),慈溪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探花,参与纂修《明史》,分撰《刑法志》,极言明代诏狱、廷杖、立枷及东、西厂之害,著有《湛园未定稿》、《苇间诗集》等。
  这些在京为官者,往往又是宁波各会馆的主事,以利号召和团结在京同乡。直至北京解放,北京慈溪会馆的门洞里还悬挂着姜宸英探花及第等匾牌,以示会馆的荣耀。
 

来源: 浙江在线-宁波网  作者: 徐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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