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宁波帮买办的戏剧人生（下）


www.zjol.com.cn　 2005年12月27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怒吼吧！中国》　　

　　由于进步的戏剧运动，应云卫疏离了商界，但更接近了革命。所以，1930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一成立，应云卫即申请加入。只是因为组织者考虑到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他的合法职业和社会地位，对开展进步戏剧运动更为有利，故吸收他为秘密盟员。　　

　　“九·一八”之后，民族危亡摆在人人面前。走出了艺术小天地的应云卫一心要上演一台配合救亡运动的大戏，但是苦于没有好的剧本。他四处寻觅，终于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现了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苏联作家塞格·米海诺维奇·铁捷克编剧的《怒吼吧！中国》，这是一出主题尖锐的反帝斗争戏，反映1925年英国军舰在四川万县制造惨案，引起中国人民强烈反抗的真实历史事件。他立即向剧联的负责人夏衍、田汉提出设想，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并决定在“九·一八”两周年纪念日时演出。　　

　　《怒吼吧！中国》的上演，既表现了应云卫的商业才能，更表现出了他的戏剧组织的天才。为了排演，首先急需一笔巨款用来制作码头、兵舰、商船和无线电台等特殊布景，钱从哪里来？应云卫先以轮船公司“买办”身份，去向钱庄、银行借贷，随后又说服同乡的宁波帮商人捐款，发放“预约券”。　　

　　这是一出空前的大戏，有戏份的演员有30位，主要角色除了袁牧之、魏鹤龄等以外，还要加上自己的妻子程梦莲等人。此外，他还别出心裁地请来30位码头工人、20名童子军队员、数十位学生，加上戏剧协社的同人，饰演了近百名群众角色。应云卫运用各种戏剧技巧和表现手法，使这部8场9景的大戏一气呵成，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因为此剧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因此公共租界无法演出，便找到宁波同乡黄金荣，以巨额租金租下他在法租界的黄金大戏院。就这样，应云卫在很短的时间里，克服了常人无法克服的种种困难，终于在“九·一八”两周年纪念日，把中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搬上了舞台。该剧上演时，正值国际调查团来华调查“九·一八”事件，代表中的马莱爵士到戏院来看戏。应云卫在演出中播放了《国际歌》，又高唱《马赛曲》，马莱立即恭敬地起立，竟然把他给深深打动了，事后还撰文赞扬该戏演出成功。　　

　　《怒吼吧！中国》的演出，是应云卫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分野。　　

　　《怒吼吧！中国》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轰动了上海滩，惊醒了中国人，同时不可避免地激怒了租界当局，应云卫遭到了秘密通缉，戏剧协社被迫停止活动。这出戏自然也惊动了轮船公司老板虞洽卿，他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必须维护英国的利益，决不能容许他公司里的人反对英国，于是他客气地请应云卫离职。据说应云卫很体谅这个同乡前辈兼老板的处境，便潇洒地一扬手，说了声“后会有期”，彻底告别了轮船公司。《怒吼吧！中国》的演出，断送了他待遇优厚的买办职位，得到的是因为排演而带来的巨额债务。

　　　　戏剧春秋　　

　　1943年9月7日应云卫四十初度，朋友们在重庆又是开会又是写文章，为他庆贺生日。这天，夏衍在《新民报》的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及：“假如要以一个人的经历来传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历史，那么应云卫正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这句话引起了戏剧同行们的极大兴趣，这天中午宋之的、于伶找到了夏衍，觉得确实需要把中国的戏剧运动、特别是抗战以来戏剧界的成绩与奉献，写一个戏作为回顾和纪念。戏名就叫《戏剧春秋》，戏的主人公就按夏衍所说，以应云卫为写照，写他为戏剧运动而牺牲，甘冒一切困难、敢于承担一切重任来搞戏剧运动，并借以反映矢志于戏剧运动者的忠贞与艰辛。从开始动笔到脱稿，不过月余时间，戏写成了，并且上演了，在战时的重庆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戏剧春秋》中的“戏”，开始于“五四”之后，结束于“八·一三”抗战之前。台上演的是戏剧人的故事，台下看的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拓者。扮演主角的演员兰马，完全以生活中的应云卫为模特创造角色，“连细节都是应先生的”。应云卫夫妇在台下观看，不禁含笑流泪，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　　

　　《戏剧春秋》是应云卫戏剧生涯的写照，但远不是他戏剧人生的全部。自演出《怒吼吧！中国》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应云卫又转向导演和制作电影。1934年首次执导反映爱国反帝的影片《桃李劫》一举成功，接着导演了反映“八·一三”凇沪抗战的《八百壮士》和中国第一部表现兄弟民族团结抗战的影片《塞上风云》等许多影片。特别是他亲率摄制组远赴内蒙拍摄《塞上风云》外景，在往返途中两次经过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的亲切接见，并接受了毛泽东的题词“抗战、团结、进步”。在《毛泽东年谱》中这样记载：（1940年2月15日）“设晚宴招待西北摄影队（西北摄影队隶属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该队是去内蒙拍摄《塞上风云》影片外景途经延安的。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在领队应云卫介绍《塞上风云》的内容和拍摄计划后，毛泽东说，《塞上风云》这部电影较好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　　应云卫从20世纪20年代投身戏剧和电影运动到60年代初期，在他30多年艺术生涯中所导演的话剧、故事影片、戏曲影片总数在80部以上，直至惨死在被作为所谓“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代表人物”的批斗途中，可以说，应云卫的一生是为戏剧而生，为戏剧而死的。　　

　　不朽人生　　

　　关于应云卫为艺术献身的人生，夏衍在多年后有生动的回忆：　　

　　在20年代，他开始搞话剧运动时，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虞洽卿办的一个轮船公司的副经理。当时他有着优裕的生活和美满的家庭，本来是可以过一愉快舒适生活的，但他偏偏迷上了话剧，不仅是爱上而是迷上，他为话剧运动奋斗了一生。可以说，他为了戏剧什么都牺牲了。为了戏剧运动，含辛茹苦，典当借债。在旧社会，白色恐怖情况下，为了演出新戏，向剧场的老板、向戏剧检查的国民党官吏磕头作揖，也是为了推动话剧运动的发展。　　二十年代初，他在上海组织戏剧协社（业余剧团），不惜倾家荡产，还不得不到处借债。以他当时的社会地位、声誉，本来可以不必干这种事的，他的穷，他的困难，为的是什么？这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难以理解，难以想象的。　　

　　有一次他来找我，说是要借钱，让我介绍××人，这个人现在还在香港，是个银行家。我看他手上戴着个金刚钻戒指，我就对他说：“你把它卖了不就行了。”他说：“不能卖，我现在借钱就靠这个钻石戒指，假如我这个戒指没有了，别人就会说，老应不行了，连金刚钻戒指都卖掉了。所以非戴着这个东西才能借到钱。”他对我讲，“我不择手段，不择手段做坏事不行，做好事也不容易。”云卫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搞戏剧运动的。　　

　　因为演戏而欠下巨额债务，应云卫不得不卖掉了私人包车，改坐人力车；妻子辞退了女佣，每天自己做家务以节省开支，还要悄悄地拿出陪嫁的私蓄贴补家用。　　在放弃了买办的职位后，因为斗争的需要，他又放弃了中国电影厂的职位，又一次作出了牺牲。应云卫的长子应大明这样回忆道：　　

　　在父亲放弃电影厂的薪水，轰轰烈烈投身抗日救国运动时，我们一家人却不得不承受起贫困的生活，母亲随父亲去重庆之后，我们4个留在上海的兄妹基本上断绝了生活来源，依靠亲友接济，靠着战前租下的一栋房子（曾是实验剧团经常活动场所的环龙路134弄1号）的菲薄转租租金维持生活。为了尽量多得到一些租金，全家五人从整幢楼房龟缩到灶间隔出的半间小房间内住。我患了营养不良性水肿，而年仅2岁的弟弟卫卫患上慢性肠炎，因看不起病而夭折。而此刻，父亲过去的航运界朋友们正处平步青云……　　但应云卫从来没有对自己的选择后悔过，他以自己的奋斗和奉献满怀激情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然而，命运却又悄悄地拐了一个弯：　　

　　1952年，在“三反”、“五反”和“文艺整风”中，应云卫受到了冲击。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干部竟然批评他是买办资产阶级，搞戏剧工作是严重的名利思想，说他这个“秘密盟员”依靠党的领导是伪装进步、投机取巧，为了戏曲事业冒险受难是个人英雄主义，还说他与反动派、流氓、恶霸打交道是勾勾搭搭，总之，是一个十十足足混进文艺界的投机商人。　　

　　应云卫怎么也想不到，当年自己为了进步事业抛弃的那顶“买办”帽子，现在又像一顶“棘冠”扣回到了自己头上。旧社会过来的文化人需要改造，哪怕你当年是如何追求进步，这他能接受，但令他十分痛苦的是，在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思潮下，他逐渐被剥夺了故事片的导演权。但痛苦归痛苦，应云卫是那种如他的朋友老舍所说的，即使下了地狱也要做个“好鬼”的人。你不让导电影，我就导戏，或者运用自己丰富的电影经验来导演戏曲片。　　

　　拍戏剧片应云卫并不陌生，正是他，在1948年拍摄了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越剧片《祥林嫂》，首次把越剧从舞台搬到银幕。在受排挤的精神痛苦中，他把极大的热情与精力投入到戏曲艺术中，先后导演拍摄了周信芳的《宋士杰》和《周信芳的舞台艺术》、王文娟和徐玉兰的越剧《追鱼》，以及盖叫天的京剧《武松》等戏曲艺术片。《追鱼》是最早使用特技的中国戏剧片。应云卫将电影艺术与传统戏曲有机结合，为后人拍摄戏曲艺术片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拍摄戏曲艺术片外，应云卫还热心帮助各地剧团排演地方戏，共同探索戏曲改革道路。他先后为滑稽戏、评弹、沪剧、苏剧、京剧、越剧、甬剧、绍剧、婺剧等10余个剧种，导演了大小剧目30余个。特别是1963年，他帮助上海堇风甬剧团导演天方编剧的《半把剪刀》，将这个不起眼的传统伦理剧加工成为催人泪下的社会悲剧，引起轰动，《半把剪刀》还被调往北京作为重点观摩剧目，得到了首都文艺界的高度赞赏，被誉为“又一出《十五贯》”，从而使这个古老的地方剧种重放异彩。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现代戏的改革中应云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他帮助上海爱华沪剧团导演《自有后来人》，并改名为《红灯记》；是他参与导演了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并创造性地把座山雕的舞台正中位置让给了英雄人物杨子荣。但这一切都被江青据为己有，而且由于应云卫了解当年蓝萍的底细而被彻底剥夺了艺术创作的权利，并遭受了骇人听闻的迫害。　　

　　从1964年起，应云卫的日子就开始难过了。据夏衍1980年回忆，“文革”之前，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曾经把《戏剧春秋》列入题材规划，两次决定改编拍摄电影。而张春桥在上海文艺界一次四个影剧院同时拉线听他的大报告中，痛骂：《戏剧春秋》是为三十年代老家伙树碑立传的黑样板戏，搞它干什么？这说明血雨腥风将要向应云卫们扑来了，果然，“文革”中应云卫在劫难逃。1967年1月，“四人帮”在上海掀起了“一月风暴”，1月16日电影局的“牛鬼蛇神”被拉到大街游斗，早已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应云卫胸前挂着沉重的大木牌，拖着软弱无力的两腿，从淮海路电影局门口出发，走到兰心大戏院附近时，已经出现心力衰竭症状了，本应急送医院抢救，然而却被推上临时拦下的一辆三轮黄鱼车，由两个人扶着让他跪在车板上继续游斗，当游斗队伍回到淮海路思南路口时，一个急刹车把三轮车上的应云卫摔到马路上，等送到医院，当时的一位值班医师打电话通知本身也是医生的应云卫长子，应云卫是“来院已死”，根本无从抢救。　　

　　一个“宁波帮”买办出身的爱国进步的影剧家，就这样倒在自己苦苦追求、艰难跋涉的艺术之路上。　　

　　应云卫惨死街头14年后，一纸严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宣判了迫害应云卫的“四人帮”应得的惩罚，同时也给名列“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被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艺术家”之中的应云卫彻底昭雪。　　

　　2001年4月，第25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展映了中华经典影片25部，其中有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　　

　　2004年9月17日，来自京、浙、沪文艺界、理论界的近百名著名人士在上海集会纪念应云卫百年诞辰，我以宁波市文联的名义发去了一个贺电：

　　　　“人民不会忘记他，艺术不会忘记他，故乡不会忘记他！”

来源： 宁波网 　作者： 王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