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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忘记——蒋梦麟与毛泽东


www.zjol.com.cn  2005年12月27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1918年秋风轻拂着故都的时节,毛泽东带了23个湖南青年进京,为的是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到京后,他把他们安排到北京大学、长辛店、保定等处的留法预备班,他自己却既不想去法国留学,也不想进大学读书,他一向推崇的是自学。但总得找一份工作以资糊口啊。他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北大教授杨昌济,即他后来的岳父家里。通过杨昌济,毛泽东得到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引荐,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在第二阅览室管理15种中外报纸,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毛泽东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尤对斯诺津津乐道。他不但每月有了收入,而且得以大量阅读各种新奇的书刊,更可以结识北大的名流和来自各地的有志青年。陈独秀、胡适之、张国焘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工作之余,他还有机会跑到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
    尽管这个时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短暂得如同一道闪电,但这道闪电却照亮了他非凡的人生之路。那么,是谁把他安排在李大钊手下的呢?
    这个人便是宁波人蒋梦麟。
    蒋梦麟,字兆贤,号梦邻,1886年1月20日生于余姚回龙乡蒋村,1964年6月逝于台北。蒋梦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1907年7月,徐锡麟、秋瑾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22岁的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蒋梦麟的人生之路,就是从这里转了一个弯,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他没有成为激进的革命烈士,而是终生服膺“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之道,成为从宁波走出去的众多杰出人物中,“称得上是现代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一个出类拔萃的著名人物”。他是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的两个宁波人之一,他当过浙大校长;他在北大20余年,主政长达17年;他参与创办并领导了西南联大……其中对北大贡献尤多,有人打过一个比方,“如果把蔡元培为北大制定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当成一座灯塔的话,蒋梦麟就是驾驶着北大这艘巨轮按其指定的方向前进的一个船长或者舵手”。傅斯年则这样评论:“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也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蒋梦麟自我调侃:“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民国百人传》的作者吴湘相教授说,“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还是来说毛泽东的工作吧。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
    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吗?
    这件当年作为国民党人的蒋梦麟“不甚愿意讲的故事”,现在却颇值得炫耀了,于是有了另外一种说法:给毛泽东批条子的不是蒋梦麟,而是蔡元培。不过,蒋梦麟在北大与后来那些著名的共产党人的交往,或者说在生死关头曾经给了他们帮助,当是确凿无疑的。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愤而辞职悄然离开北大,准备在西湖边息影山林,要蒋梦麟前往北大代理他的职务。蒋梦麟迫于情势,“只好勉强同意担负这副重担,于是在七月间偕学生会代表张国焘乘了火车,前赴北京”。在蒋梦麟代理校长的时候,李大钊是校长室的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原来叫做马神庙的北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人在报上嘲笑说:“北京马神庙的某大学里有个牛克斯主义研究会。”但在蒋梦麟看来,“李守常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对责任非常忠心,人亦温和厚道。”
    1916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尽管这对“同病相怜”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于是由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为什么要李大钊陪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话,路径又熟。他们逃到山中一个古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给蒋,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
    陈独秀与李大钊坐骡车逃走这个情节,被前几年的电视连续剧《李大钊》所采纳,并演绎成这样的镜头:
    乡间的土路上,蹄声嗒嗒之中,李大钊挥鞭赶着骡车与陈商量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事。
    敦厚的李大钊问:“叫什么党好呢?”
    心直口快的陈独秀脱口而出:“就叫共产党吧!”
    对“五四”这一段历史,蒋梦麟说过这样总结性的话:“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增强了人民对于社会与政府的不满,为国民革命军铺了一条胜利之路……其后之革命文学,因为“共产党善于利用,也为共产党的策略和主义铺了一条成功之路”。
    至于在共产党这条“成功之路”上,他自己在有意无意中所起的作用,蒋梦麟未置一词。但当我一想到陈独秀与李大钊在骡车上的那一幕,背上就不觉沁出一些冷汗:
    ——如果不是宁波人蒋梦麟通风报信,如果陈独秀被敌人捉去也像后来的李大钊一样被处死了,共产党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岂不是要重写了吗?
 

来源: 浙江在线  作者: 非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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