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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与宋庆龄的交往


www.zjol.com.cn  2006年01月11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宋庆龄与李云(右)商谈文稿

    编者按:李云同志生于1915年,系武义白溪徐强同志的爱人。徐强同志早年曾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武义日报》2003年11月17日“武川特刊”《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文已对徐强革命斗争事迹作了介绍。李云于1929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党,长期与徐强一起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1936年5月,李云受党委派到宋庆龄身边,担任我党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1939年5月被康生调回延安,与徐强一起被隔离审查。1943年在周恩来、宋庆龄的关心下,取消隔离,重新分配工作。上海解放后,李云同志按照宋庆龄的要求,担任宋领导下的“中国福利会”秘书长职务,“文革”后调离中福会,离休前为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去年夏日,李老以耄耋之年,冒着酷暑,一字一叹,写成长达近4万字的《回忆宋庆龄》一文,分两期刊载于上海《机关动态》,日前,李老又将此文寄给我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委党史研究室的三位同志撷录了李老文章中鲜为人知的情节。本刊现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出任联络员

    1935年冬,原负责中央特科的邱吉夫被特务绑架,使中央特科失去领导,也失去与中央的联系。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恢复同坚持在上海工作的中央特科的联系。

    冯雪峰一到上海,首先来看徐强(当时叫老金)。冯身穿古铜色的长袍,头戴礼帽,脚著皮鞋,脸色很黑。他首先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徐强则向他汇报了上海的地下工作情况。冯雪峰决定由徐强全面负责中央特科情报工作,并要徐强夫妇另找房子,换个环境。接着冯雪峰就去看望了鲁迅。冯与鲁迅老友重逢,喜不自禁,彻夜长谈。后来鲁迅给宋庆龄打电话,告诉她里面来人了,希望见见面,约定时间。冯雪峰见了宋庆龄,首先感谢宋的帮助,使得党中央很快与上海党恢复了联系,接着他向宋传达了瓦窑堡会议有关统一战线的精神,宋听了非常高兴,说很久没有听到我党的声音了。后来有一天冯雪峰与宋庆龄研究有关救国会工作问题时,宋庆龄提出一个要求,宋说:“我考虑了很久,我如有事找你们商量,一下子没有办法找到你们,但你们有事找我非常容易,所以我想要求你们派一位共产党员,固定你们与我的联系,这样使我和你们能及时通气。”冯雪峰当场答应说:“好的,我来物色一位人选。”想不到冯就要李云去宋庆龄身边工作。李云当时认为宋庆龄是国内外有很高声誉的人,只怕自己工作做不好,不敢承担这个重任,经过冯雪峰的开导,最后还是服从了。组织上考虑到宋的身份和环境,专门为李云做了一番包装,订做了几件旗袍,一双半高跟皮鞋,一只绿色的拎包。

    1936年5月下旬的一天,天气晴朗。李云前往莫利哀路(现香山路)29号会见宋庆龄,在一幢白色门窗的小洋楼前,李云按了门铃,出来一位微胖的穿大襟衣衫的劳动大姐,满脸笑容将她迎进客厅,随即上茶。客厅简洁明亮,两壁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相片。李云刚在沙发上坐下,听到一阵脚步声,抬头望去,走来一位穿黑色旗袍、黑色高跟皮鞋、仪表非凡、美丽端庄的妇人,李云马上站起来,只见她满脸笑容,来到李云身边,一面端详,一面笑着说:“啊呀!是位小姑娘呀!”(其时李云21岁,梳两条小辫子)。这时,李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感到宋庆龄是那么亲切。接着她叫来李妈,就是刚才开门端茶的大姐,对她讲:“这位钱小姐(冯雪峰给李云改的姓)是新来的秘书,因为事情忙,不能每天来,来了,你就要照顾好。”接着宋又对李云说:“我这里还有一位男帮工,他是搞卫生、买东西、送信等,还会烧菜,今天他不在,以后你会见到他的。”宋和李云在沙发上坐下后,问李云什么地方人,家里有些什么人,李云一一作了回答。后来宋又商量似的问:“你能否每星期来三次,如果事情多了,再增加次数,你看行吗?”李云点头说“好”。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宋庆龄就提出,希望李云改为每天去她那里一次。她认为这样更为方便。当时处于白色恐怖环境下,宋庆龄的住宅周围特务、密探不断。李云走出宋庆龄住宅后不得不经常改装,故意多绕一些弯路,确实感到身后没有尾巴时,才回到家中。

    当时,宋庆龄如有重要事情要商量,就要李云去约冯雪峰会面,一般的事情她就直接对李云说。如宋庆龄经常将有些南京政府方面的消息告诉李云。有一次,宋庆龄提出,是不是可以帮助她了解牛兰夫妇(注①)的情况。很巧,徐强领导的南京情报关系中就有一份有关牛兰的情报,当即就抄送给宋庆龄。之后每次南京来的密写情报中,有关牛兰夫妇的情报,李云都抄送给宋。1936年9月左右,潘汉年到达上海,一天来到李云家看电报,看到李云在抄写牛兰方面的情报,问起有什么用,李云就向潘汉年说了情况。潘就笑着说:“啊,夫人要,不是光她看,而且上面也要看。”接着潘又笑着说:“不知怎么搞的,他们怎么会把第三国际的关系交给孙夫人!?”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当天深夜,李云和徐强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报头标着“十万万火急”。李云兼管电报时间不长,从未见过这种急电,急忙通知潘汉年与冯雪峰。这份急电通报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迫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情况,同时提出我党的主张:公审蒋介石。潘汉年、冯雪峰、徐强看了电报后,认为电报很重要,但党中央提出的公审蒋介石的主张,暂不向外公布,等中央进一步的消息。同时,要密切注意南京方面的动向。尔后李云向宋庆龄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她一听到蒋介石被张、杨两将军扣留,说张、杨很勇敢,采取这种办法,也是迫不得已。在军事压力下,有可能使国内战争转为抗日战争。

    第二天,李云再去宋家。不料李妈打开信箱,竟发现一封恐吓信,信中附有两颗子弹。内容大意是:你勾结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委员长,如果蒋委员长发生意外,这些子弹不认人的。宋看了后,笑起来了,说:“不怕他们,我收到的恐吓信也不只一封,见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回来后,李云向潘汉年、冯雪峰汇报了宋收到恐吓信的事。他们非常重视,认为切不可麻痹大意。一方面争取公开的保护,向法租界巡捕房报案(宋的住址当时属法租界的范围);另一方面提醒宋暂时不要出门,注意安全。徐强提出派人去宋的住处周围加强秘密保卫工作,但不能让宋晓得。他派赵伯华(绰号小贩,后为江抗的参谋长,在战争中牺牲)担任这项任务,同时嘱咐我,进出宋的住处更要注意尾巴。

    过了几天,李云在宋家时,宋庆龄坐在客厅里,满脸愁容地说:“据南京方面的消息,何应钦积极准备军事行动,用军队包围西安,派飞机轰炸西安,阴谋制造内战,如果这些亲日派上台,日军可以长驱直入侵略中国。希望我们党赶快调解此事,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并非姑息蒋介石,而是考虑国家的前途。”

    1937年2月,宋庆龄接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请她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宋自从1926年以后从来不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不愿意见到那批违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假左派。这次接到通知,最后决定去参加,利用讲台发表演说。宋庆龄在演讲中慷慨激昂地说:“胜利将属于谁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政府能够执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们,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能救中国。”“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

    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在庐山会谈后,来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亚饭店。第一天,潘汉年把徐强召去向周等汇报情报工作,汇报结束后要徐强赶快叫李云去通知床庆龄,说周恩来等三人已来上海,要求见宋,请她约定时间。李云向宋庆龄报告这个消息后,宋很高兴,要李云赶快请周恩来过来。周恩来会见宋庆龄后,彼此都极为高兴,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了,而林伯渠又是老同盟会员,更为熟悉。大家谈得很热烈。当周恩来讲到共产党将根据《国共合作宣言》,促成抗战,而蒋介石对抗日仍很动摇,还“希望通过和平方法,求得芦沟桥事件的解决”时,宋庆龄听了很生气,大声说:“怎么能置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于不管,岂不是变成人人喊打的卖国贼了吗!?”

    1937年的一天,宋庆龄和李云谈了一些事情后,突然轻轻地对李云说:“我算不算党员?”她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期待李云马上作出回答,李云也无法回答。李云回家后,将这个问题请示潘汉年和冯雪峰,潘汉年说:“孙夫人坚定不移与我党合作,她以她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这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她的入党问题,必须由中央来考虑。”潘又说:“明天你对夫人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这样的回答比较妥帖。”冯雪峰也同意。
第二天,李云见了宋庆龄,按照潘的意见作了回答,她很高兴,还挽留李云在宋家吃便饭。宋的饭菜极为简单,首先每人一平底杯的紫菜汤,接着一盆甜椒炒猪心,一盆灯笼椒塞肉,还有一盆蔬菜和一盆盐渍的紫萝卜是宋亲自做的。宋对李云说:“我炒菜是跟孙先生学的,他长期过流浪生活,学会了炒菜煮饭。而且他是医生,懂得营养,青椒维他命C特别多,所以我常吃青椒。”

    1937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炮轰闸北,袭击虹桥机场,租界里也非常混乱,形成一股抢米之风。一天,李妈对李云说:“米店都关门了,家中米只能吃几天了,如何是好?”李云当即回家通过父亲从米店熟人处买了一担大米送去。到了10月下旬,上海形势更加紧张,日军在沪宁线调动频繁。毛泽东、周恩来来电,“为了孙夫人的安全,请她撤离上海去香港。”宋对李云说:“感谢毛先生和周先生对我的关心,我这里还有不少工作需要处理,不能一下子随便离开,稍缓些时间吧!”她停了一下,又对李云说:“我非常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香港。”李云当时不明确组织上的意见,只以微笑作答。

    上海沦陷,无锡、苏州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又发来具名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二封电报,催促宋庆龄赶快离开上海去香港。李云向宋庆龄传达了电报内容后,宋说:“工作上一些事情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可以离开上海了。”这次,李云已经得到组织通知,陪同宋庆龄去香港。宋还送了两段旗袍料子和一件黑色外套给李云,后又交给李云一张船票,吩咐说:“这是一艘德国邮船,乘客少,比较方便,我请外国朋友送上船,带着李妈,你单独上船,我们在船上会面吧。”


 偕同香港行


    1937年12月23日清晨,天气阴沉沉、灰蒙蒙的,很寒冷。李云拎了一只箱子,拉上大衣领子,上了船。邮船大厅富丽堂皇,房间里有床头电话,有洗漱间和浴室,布置高雅,暖气很足。船开出不到一小时,李妈找到房间来,交给李云一张纸条,是宋庆龄写的,大意是:在船上不便会面,到香港后,第二天就到她的新家去,下面写了地址。

    到达香港,宋庆龄住在她二弟宋子良的房子里。宋子良在香港有几套房子,半山上这套,让姐姐先住。李云住在跑马地徐某家中,他是中共秘密党员,任国民党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英文很好。他是由南京撤退到香港的,本来在南京由徐强直接领导,在潘汉年到达香港后,移交给潘领导。


    李云按原来约定的时间看了宋庆龄。那天宋穿了黑色旗袍,加上黑色薄呢外套。知道李云以前没有来过香港,她要带李云出去走一走。下了山,汽车停在香港去九龙的轮渡码头,准备先去九龙走一走。宋庆龄带着李云上了轮渡后,就一直往里走,在最里面靠窗的一排凳子上坐下来。一会儿宋站起来,对着窗外看,李云也站起来,宋在李云身边轻轻地说:“你看靠安全门旁边一排座位上那个女的,皮肤黑黑的,胖胖的,穿一套西装,她叫陈璧君,是汪精卫的妻子,我实在不愿见到她。”当到达九龙时,就等渡船的人走得差不多时,才上了岸,避免和陈璧君碰面。看过九龙,回到香港,宋庆龄带李云等人去金龙酒家用午餐,宋庆龄点了好几个菜,李云记得一只香螺,就是大海螺,切成片,用核桃炒,肉色如白玉、非常脆、也很鲜。另一只是清蒸水鱼(即甲鱼),每人一盅。大家连鱼带汤用完之后,宋说,要变戏法给大家看。她将红茶倒进盅里,立刻变成了白色,如牛奶。李云和李妈都笑起来了。

    大约1938年二三月份,李云在报上看到了一条很大的标题:“蒋夫人探望国母孙夫人”(注②)李云想可能有什么重要消息,就打电话给宋,准备去她那里。李妈接的电话,她说:“来吧,夫人正等你呢!”到了宋家,原来廖夫人何香凝给宋家送来萝卜糕,要李云去吃。李妈已经准备好萝卜糕,她用虾仁、绿豆芽(两头去掉,用中间一段)炒萝卜糕,给李云一大盆,宋只吃一小盆。宋说她吃过了,这一小盆是为了陪李云吃。宋问李云:“好吃吗?”李云说:“确是好吃”。宋说:“廖夫人做萝卜糕,佐料非常讲究,大米粉用鸡汤和在里面,再加上火腿与大虾米切成细末放在米粉里面,你看怎么会不好吃呢!”李云一面吃一面问报纸上登的消息,情况如何?宋说:“昨天我的小弟弟子安来看我,对我说‘三姐来到香港,我们都聚在一起,三姐关照大家,任何事情不要告诉您。’我听了很生气,就对子安说:‘你不要对我说什么,我也不要听。’”宋说:“我的小弟子安是和我比较好的,他还来告诉我一点消息。”“我们姊妹关系不及一些好朋友,一切都从政治上来分的,谈不到什么骨肉之情。我们姊姐彼此都用夫人称呼。他们叫我孙夫人,我叫她们孔夫人、蒋夫人。报纸是乱推测的,我住在上海那么多年,她都不来看我,我刚到香港不久,怎么会来看我呢?当然我也不会欢迎。”“孔家的大儿子孔令侃,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常来看我,告诉我许多南京政府的情况。因为在孔家大人讲事情,并不回避孩子的。西安事变时,他的父母不准他来我家了。这不是看得很清楚吗?样样都是从政治上分的,什么姊妹之情,都是空的、表面的。”

    大约在1938年4月,上海来电报,由于李云的孩子病重,要李云回去,李云向宋庆龄请假,宋同意,并再三叮嘱李云尽快回去。她打算把李云放在她正在筹备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任秘书,有了公开身份,工作更为方便。不料到上海后,虽然孩子病好了,但又因工作需要留在上海特科了。后来李云夫妇被康生调到延安并被隔离审查。周恩来回到延安,带来了宋庆龄送给李云的一些物品,没有几天,康生就分配李云搞审干甄别工作。


襄理“中福会”


    上海解放后,李云先被任命为上海商品检验局的军代表和接管专员,担子重,又繁忙,但她心中想去探望宋庆龄的心事时常萦绕于怀。当知道宋已移住淮海中路1843号后,就不约而往了。宋庆龄一看到李云,兴奋异常,张开双臂搂住李云,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分别10多年,宋风韵依旧,看不出已是50多岁的人。


    李云第二次去看望宋庆龄时,宋对她谈到1938年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现在改名中福会,希望李云能到会里工作。开始时李云两头兼顾,在做好商品检验局工作的同时,每星期抽出一二次,帮助中福会安排人事和建立机构。到1952年6月,李云接到紧急调令,组织上将其正式调到中福会。宋庆龄是中福会的主席,宋就委任李云为中福会的秘书长,并向李云介绍了中福会一些有关情况:“中福会原来办公室很困难,解放前更不要说了。陈毅市长把常熟路157号一幢四层楼的房子调拨给了中福会作办公用房,而且里面有全套办公桌椅,质量都很好的,全部赠送给中福会,很感谢陈市长。”

    “中福会经费开支,解放前是用捐款开支的,解放后由国家财政开支,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困难,各项开支务求节约,我自己就一直很节约的。”

    宋庆龄同时还给李云介绍了中国福利会两位外国朋友的情况:

    “杰拉尔德·谭宁邦是美国人,他原系缅甸远征军,后在重庆美军电台工作。1946年他带着美共总书记霍尔签字的信来中国福利基金会(中福会的前身)找我。当时是需要外国朋友帮助运送大批医药等物资到解放区和敌后游击区。外国人干这个工作较为方便。现在新中国成立,中国福利会不合适用外国人来领导工作,故而谭宁邦的总干事改为顾问。谭的薪金是每月300元,你是秘书长和他一样,也应该300元月薪。”李云听了吓了一跳,过去的待遇是供给制,最近才改为包干制,从未拿过薪金。就连忙说:“太多了,只要一半就可以了。”宋回答说:“这样不好,好像外国人就可以高薪金,中国人就要低一点,影响不好。”由于李云再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薪金太高不好,宋才勉强同意了。接下去又介绍了另一位美国朋友耿丽淑女士。宋说:“解放后,我收到耿丽淑从美国给我的来信,她将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要求我给她一封邀请信,她可以来中国,避免一场灾难。我想她一定很困难,我还是应该帮助她。我一方面写了一封邀请信,同时将她的来信交给了外交部的王炳南。当得到她来的消息后,就请金仲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去香港接她。耿丽淑没有结过婚,没有什么专长,应该给她一个什么名义,你和办公室的同志可以研究一下。”后来李云和大家研究之后,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并经宋庆龄批准。一个是少年儿童文化教育委员会,请谭宁邦担任顾问;一个是幼儿教育妇婴保健委员会,请耿丽淑担任顾问。

    李云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之后,最初满腔热情希望把工作做好,后来越来越感到困难重重。主要业务有:儿童戏剧、妇婴保健、校外教育、出版、幼儿园、托儿所等,等于一个小小的教卫办。如何领导这些业务是一个问题。李云和办公室主任商量后提出一个建议:将中福会各单位分别由各局直接领导业务,名义上还是挂中国福利会的牌子,行政与经费由中福会管,将中福会各单位的工作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李云利用宋庆龄派她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将书面建议带到北京,征求中国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的意见。救济总会的主席也是宋庆龄,因此与中福会关系密切,中福会的经费开支也放在救济福利费项目中。这份建议原是向伍云甫本人征求意见的,不料他将这份书面建议送给了周总理。过几天,李云已准备回上海,齐燕铭(国务院副秘书长)找到李云,说:“周总理看了你们的建议,笑起来说:‘怎么怎么?她人还在,你们就想把中国福利会拆伙了。领导工作有困难,可采取一个办法,调整中福会的执行委员,新的执行委员可以挑选与中福会工作有关的各局领导,今后,通过执行委员加强对业务工作的支持,但不要安排北京方面的同志担任执行委员,那是空的挂名的,不解决什么问题。’”后来,中福会执行委员邀请了各有关局的领导,还请了柯庆施和陈丕显两位书记前后担任了执行委员。宋还请齐燕铭担任执行委员,齐不敢马上接受,请示周总理,总理说:“既然夫人要你担任,你就接受下来。”

    齐燕铭向李云传达了周总理的意见后,问李云:“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能不能等到下星期,总理在下星期内抽出一点时间找你和中国建设杂志社(这是宋办的外文杂志)领导谈谈。”李云说:“我已经到北京一个多星期了,不可能再拖延时间了。总理很忙,能给我们谈是最好不过了。但宋主席是急性的人,办事要快,最反对拖拖拉拉。我怕时间过长不好,我还是马上回上海,总理有什么指示,请你给我传达。”大约过了半个多月,齐燕铭到上海,他向李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宋庆龄存在就有政治影响,她要办什么事,你应该想在前头,帮她办好。”齐又说:“总理要我特别关照你,要从政治上着眼,不要打经济上小算盘。”李云也就牢牢记住了周总理的指示。

    宋庆龄有一次与李云说起:“我对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非常敬佩和信任,对他们领导我们中国,我是绝对放心,我可以多放些精力于中国福利会了。”因此,解放后发布的各种政策和开展的各种运动,宋都是坚决拥护的。1951年12月和1952年1月的“三反”、“五反”运动,她在中福会认真贯彻,挖出一个大贪污犯和几个从犯。这伙人在解放前夕竟将中福会计划运给新四军的一部分药品,从仓库里转移出去卖给自己亲戚所开设的药房,从中牟利。当这些蛀虫挖出来时,宋很生气,亲自批示:严办。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时宋也是赞同的,后来打击面越来越扩大,不仅有解放前长期追随党的左派分子,还有些长期革命的老党员,她想不通了。她认为应该打击孤立少数顽固分子,团结多数,她和李云讲起要写一篇文章,后来果然写了一篇《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发表于宋主席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第9期上。文章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人民的团结”。1959年夏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对宋庆龄的震动很大。早在1955年2月,宋庆龄曾与彭德怀等一起在旅大慰问苏联驻军,她与彭德怀接触中,认为彭为人豪爽,对人诚恳,印象很好。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为反党分子,宋庆龄怎么也想不通。当时宋在北京写了一封信给李云,信中说:“我很紧张,夜里做噩梦。”信末嘱李云“看后烧毁”。

    宋庆龄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不理解。李云受到批判,帽子一大堆:“思想右倾”、“只要宋庆龄的领导不要党领导”、“以宋来压党”等等。其实中福会的年终工作总结报告,李云是首先送给上海市委宣传部石西民部长审阅,然后再送给宋庆龄主席的,而且每次的报告,开头都写“中福会在党的领导下”。更为严重的是勒令李云将宋庆龄写给她的信全部交出来。李云回去和老伴商量怎么办?徐强认为这些信件决不能落到这些“极左”分子手里,还是寄给周总理。当夜,李云将40封宋亲笔写的信全部装入文件袋,连同一封自己写给总理的信,寄给了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大概也是这个时间,李云的大弟告诉她,他经过万国公墓,看到宋庆龄的母亲棺木被造反派挖出来,把遗体丢在地上,棺木被人抬走了。李云知道宋庆龄对她母亲倪桂珍感情很深,就赶快把情况写信告诉周总理。过了几天,万国公墓便军事管制了。
   
    宋庆龄自身在“文革”这场浩劫中也受到一些冲击。首先是红卫兵冲击宋在北京住所的大门,周总理得到消息后,马上通知取下北河沿46号的门牌,同时增加解放军保卫,并派出一位处级干部坐镇在那里。不久,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起来“造反”,勒令宋跟大家一起排队(当时宋已70多岁,而且有关节炎)买大伙房的饭菜。更让宋受不了的是宋的警卫秘书提出来要剪宋的头发结,说宋梳巴巴头,是封建思想。宋家姊妹所以一直梳成发结,是母亲的遗命,如果真要剪去她的发结,宋会受到很大刺激。幸亏警卫局知道后,很快解除了那个警卫的工作。还让宋不胜其烦的是,住所周围高音喇叭绕耳不绝 ,宋只好以弹弹钢琴或随意画画大公鸡、小毛鸡打发日子。

    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饮食和服饰都很简单。解放前国民党强给她中央委员的头衔,但她从来未拿过他们的薪金,靠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抚恤金的利息过生活,也就不得不节俭。解放后,她享受国家一级工资标准,但她还是很节约。一次为了迎接中国福利会20周年纪念,李云等人要求她能照几张相片,宋同意,但她希望请上影厂的黄绍芬给她拍摄,黄绍芬等人带来一套摄影棚的灯光设施,等到摄影结束,宋竟对李云说:“下个月的电费不得了。”但她对儿童却是爱护备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还是想尽办法让中福会下属的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孩子们吃上牛奶和鱼肝油。

    宋庆龄对孙中山先生十分尊敬,感情深沉,她曾对李云说:“我尊敬孙先生,敬爱他的爱国爱民的伟大心胸,在这点上他与我的思想是相吻合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婚的,当时我的父母都反对,父亲认为年龄相差太多,母亲因为孙中山自己生活很困难,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怕我吃苦,她为此流泪了。”“孙先生逝世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伤心极了,那段时间里,我连阳光都不愿见,把窗帘全部放下,以后凡是孙先生逝世日或他的生日,我默默在家中悼念他,太伤心,引起我许多回忆,我不愿在这个日子里出外或接待任何人。”

    宋庆龄在病重期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一生的夙愿终于实现了。1981年5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宋庆龄同志的要求,决定接受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决定全文如下:

    宋庆龄同志年轻时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从1923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在中国长期的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她一贯是共产党的最亲密战友,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袖之一,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过去多次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最近病重时又一次提出这个要求,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过了十四天,宋庆龄同志逝世。

    注:①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的代表,同时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专门协助中国的地下工作者。
      ②在重庆,蒋介石夫妇和宋庆龄一起拍过一张照片,宋美龄把这张相片寄给一位外国朋友(好像是斯诺的前妻)。

 

 

来源: 浙江在线-武义网  作者: 陈祖南 陈子富 赖耀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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