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一个上午

www.zjol.com.cn　 2007年05月30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我想强调这一寻常的时刻：5月19日上午10时。

　　《大块文章》新书发布会我迟到了，只听得一个尾巴。面前的王蒙，头发花白，镜框反着光，衬衫的口袋里别有一支钢笔。接下来，签售。那个位置坐过形形色色的数不清的作家，此时王蒙坐在那里，一本一本地签着。多少因了是上午的缘故，仅仅百把人来捧场。这是一个惯于热闹的作家，这一刻是清静的。几近寥落。老人的白衬衫在过往的人群中轻轻地一晃，又是一晃。

　　王蒙自传的第一部是《半生多事》，第三部叫《九命七羊》。正在签的为第二部，《大块文章》。我向来不甚相信一个人在世时写的自传，更怀疑所谓“忏悔录”之类的标榜，但读罢此书，我觉得这是一次有难度也有诚意的书写，尽管隐去了不少当事人的姓名，尽管有一些捉襟见肘的自我辩解，尽管依然能感到“内心恐惧”对文字的调试以及伤害……

　　时间跨度自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这十余年中国最多事，文学最疯狂，王蒙也处于自己最激越高产的一个时期。尤其是1986到1989年，这是他作为文化部长的任期。时间从来是有重量的。

　　有两种职业从事一天就会被人记一辈子：部长和妓女——据说法兰西有这么一个谚语；一个文化部长，能不糟踏文化就好了——据说中国有德高望重者这么讲过。

　　在那个风起云涌轰轰烈烈的年代，王蒙的名头还多得很，譬如《人民文学》主编。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发表，王蒙一度慨叹：“看过他写的河，我想，你他妈的三十年别再写河了”；刘索拉的一篇小说别人已建议退稿，他却下令发出来；再后来，王朔备受非议，他也巧妙地解过围，留有“微言小义，入木三厘”等隽语……他其实是想当个伯乐或解人的。然而，中国的文学太喜新厌旧太不把伯乐或解人当回事了。他曾支持并保护过的女作家残雪在一封信里表示，读不下去他的近作——王某太老了。王蒙很淡然，写道：“其实早在1988年，我喜欢的评论家吴亮已经著文宣布王某的‘过时’了”，“到了二十世纪末与新世纪初，学者朱学勤教授又多次宣称王某之过时”。谁听别人谈自己过时也不会“喜如狂”的，但我欣赏他的诗句，“发未萧疏身已旧，文犹酣畅兴初阑”。

　　在这本书中，王蒙称自己为“王某”，言及夫人时用单字“芳”。这个芳颇欣赏王某“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有人则说他就是因太乐观而影响了深度，他却在书中轻轻地回应说，“泪尽则喜”，“天凉好个秋”。

　　50岁的全国作协主席铁凝终于低调完婚。当日被问及这个问题，王蒙说华生“阳光”，华生和铁凝“般配”，他还把自传送给了铁主席，以作“参考”。措辞很简单，很不简单。

　　“我好像一个界碑，这个界碑还有点发胖，多占了一点地方，站在后边的觉得我太超前，站在前沿的觉得我太滞后。”他一直是个聪明人。不过太理性，妨碍了他的小说创作。

　　“所以我不是索尔仁尼琴，我不是米兰·昆德拉，我不是法捷耶夫也不是西蒙诺夫，我不是(告密的)巴甫连柯，不是（怀念斯大林的）柯切托夫，不是（参与匈牙利事件的）卢卡契，也不是胡乔木、周扬、张光年、冯牧、贺敬之，我同样不是巴金或者冰心、沈从文或者施蛰存的真传弟子，我不是也不可能是莫言或者宗璞、汪曾祺或者贾平凹，老李锐或者小李锐……我只是，只能是，只配是，只够得上是王蒙。”

　　——他什么都没有说，但他说完了。而我啰嗦了这么多，仿佛仅仅是为了最终引录这一段话作为他自传的宣传。

　　经典链接：

　　《忏悔录》（卢梭）——《忏悔录》是卢梭悲惨的晚年的产物，如果要举出他那些不幸岁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内容，那就是这一部掺合着辛酸的书了。这是一部在残酷迫害下写成的自传，一部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存在辩护的自传，它那著名的开篇至今仍掷地有声：“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勇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你也许会说王蒙和卢梭除了都是晚年的个人传记外，毫无共通之处。但你能肯定王蒙没有这样的内心叫喊吗？

来源： 浙江在线-钱江晚报 　作者： 木叶 　编辑： 汪维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