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的孩子

www.zjol.com.cn　 2008年04月03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 亲眼见证日军暴行 ●

　　1937年11月中旬，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乔治·霍格，跟随甘地的好友、被称为“世界和平之母”的穆里尔·莱斯特阿姨来到日本。穆里尔阿姨希望可以联系日本的基督徒，联合搞些反战活动。她一生都在世界各地宣扬和平主义思想，反对任何战争，甚至还曾为此入狱。

　　霍格发现，在日本的基督教联合运动是少有的反对政府侵略他国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非常微弱，甚至外界根本就听不到。 他乘船从日本启程，于1938年2月抵达上海。在上海，他听说了两个月前发生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失守，蒋介石政府已经撤到汉口。借助穆里尔阿姨的人际关系，霍格成了《曼彻斯特卫报》在中国的临时通讯员。3月里，霍格几经辗转来到汉口。在这里，他见到了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还有汉口媒体记者圈中的一位领袖级人物、《曼彻斯特卫报》在中国的通讯员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 史沫特莱将霍格介绍给各路媒体认识。后来，霍格还做了合众国际社的兼职记者。

　　1938年8月10日和11日，武汉遭到的日军空袭最严重，遇难者有1500人。“真是令人发指的暴行！” 霍格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背着照相机，愤怒地说道。

　　10月25日，汉口陷落。 为了带给美国读者关于汉口大撤退真实的情况，霍格坐上了一列送难民出汉口的火车，四天后到达西安，并将在车上的经历写成一篇名为《最后的火车》的生动报道。

　　● 采访朱德和聂荣臻 ●

　　1938年初夏，霍格在延安待了三个星期，对延安印象深刻。

　　1939年2月，一场副伤寒打乱了霍格再去延安的计划。副伤寒病愈后，霍格因采访过延安而被上海的日本当局传见，让他离开中国，别再回来。霍格先去日本，再凭借英国护照，悄悄回到北京，在美联社做了特约记者。在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途中，霍格又患上了斑疹伤寒。幸运的是，他巧遇了一名新西兰教会护士霍尔，并得到了他们的一路救治。

　　几个星期后，恢复清醒的霍格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邢台镇郊外的宋家庄，一个仅有350人的小村庄，在北京西南250英里。它是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这里有农民合作社、妇女社、青年社和儿童社。这些小组每周集会一次，每个集体都用不同颜色的彩旗作标记。在几个小时的大会上，不断有人作报告、喊口号，勉励大家抗日。

　　一天清晨，马蹄的嗒嗒声再次改变了霍格的命运。来人是毛泽东的八路军部队，他们解释说毛泽东的一名指挥官——聂荣臻将军想见见他。霍格带上打字机、照相机，骑马跟着这些八路军战士上路。几小时后，来到位于一座老寺庙的游击队某指挥部。

　　四十岁的聂荣臻曾留学欧洲，当时已是北京附近一大片地区的军区司令了。

　　霍格的中文足够让他唱几首革命歌曲，但绝对说不上流利。聂荣臻的法语很好，但他会说的英语很有限。两人通过翻译长谈，从各自的生活谈到将来的打算，又谈到了如何打败日本人。聂荣臻还带霍格去泡了一次温泉，那是华北地区仅剩的两个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温泉中的一个。热水涌进一个大石池子里，他们两人和地方干部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地区在抗战结束后的旅游开发前景……

　　这是一次超现实的谈话。门外有带枪的士兵把守，马匹也时刻准备着，以便日本人突袭时可以及时离开。

　　那年9月，霍格被召到八路军的流动总部去会见朱德总司令。朱德是毛泽东另一位曾留学欧洲的将领。霍格和朱德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交谈。他谈到了他在牛津大学的日子，在美国和日本的游历和这里的合作社运动。

　　因为总是穿着一套普通的蓝军装，衣服上没有任何军衔，朱德看上去更像这支农民军队的一名普通士兵。这位矮个子、毫无城府的将领除了打仗，唯一的爱好就是运动。霍格对体育运动也有同样的热情。只要有时间，朱德都会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篮球场打篮球，霍格也会加入。

　　有一次，霍格被邀请在晚上举行的会上发言，主题是英国在欧洲战场中的角色。他的发言让在场的听众吃了一惊，因为他是用汉语说的。整个晚上，朱德都握着他的手，握得很紧。

　　霍格在游击队地区待了几个月，和战士、将领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聂荣臻和朱德将他引向了合作社之路。那一年，也就是1939年，合作社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和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已经开始发展壮大起来。

　　霍格很想做关于工业合作社的报道。游击队的将领便建议他离开前线，去往在宝鸡的合作社总部。

　　● 与中国女友的短暂恋情 ●

　　1939年9月，霍格到达了宝鸡，这里曾是通往欧洲的大漠商道的起点。10月，霍格被任命为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西北总指挥部的宣传秘书。这份工作需要他在西北地区到处跑，然后撰写关于合作社发展状况和问题的报告。

　　就在这年的圣诞前夕，他给家里写了封信：“这真的是一份美差，既可以从事一个产业，又可以同时享受作为一名‘社工’的最大好处，还提供了一个写作的好机会。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去过兰州、汉中……早餐、午餐和晚餐都吃大米粥和花生……”

　　不久，他有了一个中国女友。她叫蒋赤霞，在一个学生剧团写剧本，剧本以新近事件为主题：军事胜利，战役失利，庄稼丰收或者强盗袭击。那些剧本是粗糙的战争宣传品，却非常奏效。剧团在整个战区的乡村和军队巡演，霍格和蒋赤霞经常熬夜撰写近期的巡演报告和编写剧本。

　　霍格爱上了这个年轻姑娘，可是他不会写汉字，于是他找人帮他写了几封情书。 学生剧团里讲求“人人没秘密”，每月举行一次“求真”大会，会上讨论队里大大小小的问题，包括大家的感情问题。一次会上，蒋赤霞本着“人人没秘密”的精神，将一封情书一句不落地读给大家听。读完后，一位团员站起来问：“霍格，你说说你爱蒋赤霞什么地方？”

　　“我爱她男孩般爽朗的笑声；爱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出她的想法；爱她拉响下课铃，孩子们一窝蜂冲到操场上玩耍，她帮他们擦鼻涕的样子；有一次我们俩小小的合谋帮一个洋车夫跟他妻子避免了争吵，我爱她轻轻揪我的手给我的暗示……”霍格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说清楚。但这场爱情非常短暂，几个月之后，蒋赤霞就因接受一个小手术而死于败血症，霍格伤心欲绝。

　　1940年春，霍格又恋爱了。有段时间，他请求父母帮助合作社在宝鸡的一个由年轻女难民组成的妇女组织筹集资金。她们在当地的孤儿院工作，或在镇里开纺织学习班。其中一个女孩名叫小任，是从家乡长沙逃到这里的。

　　当时，霍格25岁，小任22岁。他们都在宝鸡的合作社工作。多年后，小任回忆他们的相识：“那时宝鸡刚刚经历了一场轰炸，霍格和我走进合作社一间被炸的办公室，里面躺着一个年轻女队员的尸体，她是被炸死的，衣服都裂开了。霍格脱下自己的夹克，给她穿好，然后把她背出了城外，用手挖了个坟墓，我们一起把她埋了。”

　　在一起的时间越久，他越觉得有着“会说话的大眼睛和迷人微笑”小任就是他想娶的人。他还打算带她回哈彭登见他的父母。他们有过甜蜜的接吻，还经常互通情书。小任回忆说：“我们当时都想着，战争结束了我们就结婚。他和其他外国男人不同。那些我碰到过的美国人只想和我睡觉，但我从来没答应过他们。霍格不是这样的人，这也许就是我会被他吸引的原因。”

　　小任被派去北边为游击队做事，霍格担起了护送她从宝鸡出发到洛阳的危险任务。小任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等待联络人的口信。1941年夏天，霍格第三次冒险去看她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离开。他写信告诉妈妈他差点就结婚了，“可是日本人发动了一场大战，而她选择了她的国家。”

　　小任在游击队接受了一年的训练。1944年她加入了八路军，去了前线。他们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他去世……

　　● 四个中国儿子 ●

　　1942年3月8日，他在家信中说，他收养了四个儿子。六十五年后，霍格收养的男孩中大的两个——79岁的聂广淳和75岁的聂广涵回忆说，霍格常常向他们讲述自己的家人，以及他在英格兰的生活。他会将伦敦空袭与宝鸡轰炸作比较。还有两个小的，71岁的聂广涛和69岁的聂广沛，现在也都过着幸福的退休生活。

　　这些男孩在东北出生，他们的父亲是共产党地下活跃分子，后为躲避警察而突然失踪，母亲因病去世，霍格遂将他们作为孤儿收养。当时四个孩子都营养不良，全身长满虱子和跳蚤，患有不同程度的疥疮、痢疾、结膜炎、脚气及身体疼痛。霍格带他们去看病，他们“白白胖胖、开开心心”地去上学了，却让他们的新爸爸染上了疥疮。霍格给他们编号，叫老大“一号”，老二“二号”，老三“三号”，老四“四号”。他常在家信中提起这些孩子，母亲则在信中希望他找个老婆。他们先在宝鸡上学，后来转到培黎学校。

　　培黎学校是国际友人艾黎1941年创办的，以在中国进行人道主义救济工作的美国传教士约瑟夫·培黎的名字命名。这是一所合作培训学校，招收战争孤儿，将他们培养成熟练工人，为合作社服务。1942年3月，霍格被任命为培黎合作培训学校的第八任校长。学校唯一一件设备就是一架可以勉强工作的织布机。学校没有床，剩下的十几个学生只好睡在教室的课桌上。

　　霍格将村舍变成宿舍，还盖车间、挖窑洞，建立信用，用很少的钱，到镇上设法购买粮食和蔬菜。夏天来临时，学校渐渐成形了，学生增加到六十多个。霍格按照英国公立学校的方式组织学生，设立食品、运动、图书馆等六个委员会，采纳孩子们的意见。他恢复了学校课程，每天五个小时在教室学习英语、经济学和地理，三个半小时在学校车间或附近的合作组织参加学习。他还对孩子们灌输纪律观念，引入一套日常生活体系。

　　多年后，聂广涵回忆说：“早餐之后，我们都要抬起头，张开嘴，霍格拿着一个小型注射器走过来，给我们喷射维他命A。上午8点上课，直至12点。”

　　聂广淳回忆说：“霍格人很好。我们的学校历届校长都是中国人，他们会惩罚我们，可是霍格从来不会。他对我们很严格但是却和我们成为了朋友，每件事他都和我们一起做。他喜欢唱歌，闲时他会教我们唱英文歌、中国的解放歌曲，甚至传统歌曲。我们从未见过像他一样的人，也许今后也不会了。”

　　● 带孩子逃离 ●

　　重庆工业合作总部将学校拨款寄到宝鸡的地方工业合作总部，为了拿到钱，他常常不得不骑60英里的自行车穿越秦岭到达宝鸡，苦苦恳求，苦苦争取，然后再骑回去。有两次他遇到了埋伏在路边的强盗，但最终都被他骑车甩掉了。

　　1944年夏，10个年长点的男孩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霍格因拒绝让他们当兵而被捕。在艾黎的奔走下，他在一周后获释。当时，日军已深入中国西北地区，危险逼近学校。

　　霍格开始了学校的秘密转移计划。可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你的儿子、孩子都很好。他们都是好孩子进步很快。老三常常说谎，需要管教，但他将来肯定会很有成就……”

　　11月份，部队又来拉抓壮丁了。霍格终于下定决心，将学校搬到七百多公里外的兰州山丹去，并得到了那里的官员的许可。为了不引起当地国民党驻军的注意，几位老师悄悄找来了卡车和大板车，带着第一批33个孩子，翻山越岭，于圣诞节当天将学校的大部分车床、纺织机等悄悄运到山丹。

　　霍格和三个教工坚守到1945年1月20日，才找到一辆卡车和5辆由骡子和马拉的板车，带着最后30个男孩，在黎明前悄然离开培黎工业合作学校。

　　他们顶风冒雪，翻山越岭，躲避着追兵、强盗，历尽艰辛，于3月10日抵达山丹。所有的人都已筋疲力尽，暂住在一座废弃的庙宇里。

　　霍格和老师、学生一起省吃俭用，自力更生，千方百计地与地方官员、军队、土匪周旋，重建了校园。可不幸的是，这年7月22日下午两点霍格因破伤风救治不及而去世，终年30岁。就在7月8日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他写的那本书只剩最后一章，并充满欢乐地讲述了几个养子的情况和学校的生活。

　　在遗嘱中，霍格将所有的私人财产——打字机、相机和手表都移交给了学校，为学校带来了一笔不小的资金。

　　在2007年春天一个纪念霍格的聚会上，已是男高音歌唱家的聂广涵说：“霍格救了我们的命，我想如果当年没有他带领我们穿山越岭，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以及未来的几代人都会记住他，如果没有他，我们今天就不会团聚在这里。”

来源： 杭州网-杭州日报 　作者： 　编辑： 童丽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