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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讲]梁晓声:《中国人文文化的现状》

www.zjol.com.cn  2006年03月02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第37讲《中国人文文化的现状》
  北京著名作家梁晓声
  11月17日晚上6:30~9:00 绍兴文理学院

  嘉宾剪影:

  1949年出生,山东荣城人。当过知青,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现在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持人点评:

  人文大讲堂第37讲17日晚走进了绍兴文理学院,学院开出“风则江大讲堂”已经有9期了,本期是我们与文理学院联办的。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言语机智幽默,获得无数次掌声。他说:“我刚从西部回来,乘坐过所谓的‘民工列车’。我很想写一篇《在西线的列车上》,我希望,生活好起来的人都来看,习惯坐飞机的人都来看。不要忘记,他们不但是我们的同类,还是我们的同胞。不要背过身去假装没看到。我希望年轻人能比我们做得更好。”

  所以,梁晓声的演讲一开始就导入了一种情感因子。

 

  现场实录:

  人文唤醒我们心灵的善良

  导语

  萧伯纳说:当贫穷的现象存在着,富人不可能像自己想像的那样,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如果你居住在这个城市中,另外的街道存在着贫民窟,你随时看到辍学的儿童、穷人的儿女由于辍学可能变成贼或者妓女,在贫民窟里,有瘟疫和流行病……当富人的生活用栅栏都不能把这些隔离开的时候,如果那个富人不是麻木不仁,他一定会感到自己的幸福是不安全的。

  在西线列车上

  虽然我写过小垃圾女、看自行车棚的女人……都是写我家所住的社区。我出门的时候,多半是乘飞机的。

  我上了这趟民工列车,定睛一看,满眼都是和我在机场所见的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的表情、服装、目光,和我完全不同——我是生活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中国吗?

  手放在桌台上,感觉手是粘的,抬抬袖子,感觉袖子被粘上了。然后是周围一片的目光,目光是冷的,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一个另类。但是说实在话,我倒希望与他们接近,但能和他们接近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让我去做他们的朋友,他们的生活我过一两天可能就坚持不住了。

  我曾经说,我多想早点退休,到农村生活,田园的生活多好啊。我想的是绍兴这样的农村,门前有小河,房间有空调……

  突然,我意识到有一个目光不那么冷。我抬起头来看着他,一个小伙子在冲着我笑。我很希望有一个目光是温柔的。当然我也报以微笑。小伙子说,你还是坐我这里来吧。我问,那你呢,他说坐太久了,腿都肿了,得站起来活动活动。然后悄悄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是谁。

  小伙子说他很伤心,因为列车刚路过他家乡。他要到另一个省份去做矿工。他爸爸前年死于矿难,那时一个人死了只有一万多元赔偿;他家里还有一个爷爷,老得已经不能干活了,还有一个妹妹有精神病。现在他要去做矿工,他不敢下车回家,不知道该怎么跟家人说。

  当你听到这样的人生的时候,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还能说什么呢?你能怎么去安慰他呢?

  然后,他开始问我,听说现在死一个人有20万元了?我说我不知道,我好像听说过,但是否有条文有法律我不清楚。突然,我发现,刚才还在旁边打扑克的人不打了,大家都凑过来,以为我知道内情。“是不是各个省不一样?”他们那么在乎,一条命是不是20万元;他们那么在乎,省和省之间的价格是不是一样的。

  知识,应该拆开来理解

  我们到学校是学知识的。其实知识这两个字,它可以而且应该拆开来理解,它包含着对于事物和以往知识的知性和识性。

  知性只不过是知道了,甚至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在学校里所被训练的,只不过是知性的能力。知性的能力体现为老师把一些得出结论的知识抄在黑板上,告诉你,那是应该记住的,学生把它们抄在笔记本上,对自己说这是必然要考的。

  文科之所以复杂,它不能停留在仅仅知道而已,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的时代,有些常识,有些以往的知识,几乎已经不必老师在课堂上讲述。

  我们的许多知识,其实点几个按键都能找到。这时,我恐怕更强调识性。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些,我们怎么认识它,又怎么通过自己的笔,把我们的认识记录下来,而且这个记录的过程使别人在阅读的时候,传达了这种知识,而且产生阅读的快感。

  这个学期开学以来,我用了3个星期6堂课的时间讲“人文”二字。同学们都觉得很惊讶,“人文”我懂啊。我问他们“人文”是什么?学生说:“我认为典型的就一句话,以人为本。”你能说他不知道吗。如果我问在座的,也说以人为本,如果你去问外来打工者,只要他们有点知识的,他们也会说以人为本。

  除了以人为本,我们还能告诉别人些什么呢?

  伊索:人文主义的第一次体现

  文化史不是文明史。

  文化史至少在西方应该从公元前3500年的时候开始,那时出现了楔形文字,有文字出现的时候才有文化史,然后就有了早期的文化现象,比方说祭祀活动。

  到下一个1000年的时候,才有一点人文化的痕迹,表现在传说中的、人类处于童年想像时期的神和人类相结合生下的半人半神的这样一些人物的传说。那时候,人类的文化,有时用1000年的时间才得到一点点进步。

  公元前500年,出了一个奴隶——伊索。我个人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人文主义的体现。为什么呢?想一想,在公元前500年的时候,有一个奴隶通过他的思想力,争取到了他的自由。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通过思想力来争取到自由的记录。伊索的主人在世的时候,就问过他:“伊索,你需要什么?”伊索说:“主人,我要自由!”而他的主人没有回答他,那个时候主人不想给他自由,伊索内心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获得自由。

  他经常扮演的角色,通常是当主人请来客人的时候为客人们讲一个故事,伊索必须通过自己的思想力来讲这个故事。伊索知道,如果他做不好这件事,他绝然地没有自由,而做好的话,可能获得自由。因此当伊索得到自由的时候,他已经46岁了,他的主人也快离开人世了,是在临死前,给了伊索自由。

  当我们这样来看伊索寓言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件事情、对这段历史心生出温情和感动。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人文主义要把自由放在第一位的原因。

  14世纪,人成了舞台的主角

  14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卜伽丘,我们来看他的《十日谈》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只不过是一些偷情窃爱的小故事。但如果我们把这本书放在14世纪的文化坐标上,我们就会知道,宗教尽管有着早期的人文的内涵,但又不可避免地被王权利用,被王权所利用的宗教会变质,变质了的宗教就会成为统治人们精神生活的方式,我们看到它从最初的人文愿望走到了反人性。

  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十日谈》,它挑战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意义。再往后,出现了莎士比亚、达芬奇的时候,情况又变了。今天我们讲西方古典文学的人都知道,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文主义的气息。按照我们的看法,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多数都是帝王和贵族,如果那里有普通人的话,那也是仆人。而仆人在戏剧中往往有是可笑的配角,我们怎么能说它是充满人文主义呢?这是因为在莎士比亚之前,戏剧中演的都是神,或者是神赐的儿女们的故事。而到这里,毕竟人本身开始站在舞台上了,正因为这一点,它是人文的。

  文学给了我善良与怜悯

  我们今天来看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我们觉得不过是一部古典爱情小说而已。但你看,当卡西莫多被施鞭刑的时候,巴黎的广场上围满了观看的市民,以至于骑警要用他们的刀背和马臀去冲撞开人们。雨果在写到这一场面的时候,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他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同类在受鞭刑的时候,会有那么多人去围观?从中取得愉悦?这在动物界是没有的。读者懂得这了一点,意味着什么呢?

  我非常感谢文学带给我的。屠格涅夫的《木木》、托尔斯泰的《午夜舞会》,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屠格涅夫出生于贵族家庭,他的祖母是女地主,有庄园,他与祖母的关系一直不好,他认为祖母是一个性格乖戾的老人。庄园里有一个高大的又聋又哑又丑的看门人,由于他又聋又哑又丑,其他仆人也不与他交往。他有了一条小狗,叫木木。当女地主出现在庄园的时候,木木第一次看到她,冲着女地主吠了两声,并且咬破了女地主的裙边。

  屠格涅夫的祖母生气了,命令把小狗处死。这是主人的命令,又聋又哑又丑的高大的仆人没有办法。但可以想像,这个人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友情,和其他一切活物的感情只是和一只叫木木的小狗之间的感情。但他并没有觉悟到要反抗、要争取。他最后只能含着眼泪在小狗脖子上拴块石头。他抚摩着小狗,抱着小狗把它放到河里。这其中有一个细节,当他抚摸着小狗,把石头拴在它脖子上的时候,木木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依然用信赖的眼光温柔地看着他。

  这才有了契诃夫笔下这样的文字:好人面对狗的目光的时候都会害羞。只有狗对人的目光是那样的信赖,而人和人之间,有时却不能达到这样的信赖。

  《午夜舞会》讲的是那么一个故事。那时候托尔斯泰是一名青年军官,他爱上了要塞司令的美丽的女儿,两人已经谈婚论嫁。午夜,要塞举行舞会,他和小姐在要塞的花园里散步,突然听到令人恐怖的喊叫声,原来在花园的另一处,要塞的司令官在监督对一个士兵实行鞭刑。托尔斯泰对小姐说:“你能跟你的父亲去说说吗?停止吧。惩罚体现一下就够了。”小姐说:“不,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的父亲在工作,他在履行他的责任……”年轻的托尔斯泰请求了三次,小姐说,如果你将来成为我的丈夫,对这一切,你应该习惯,你听到这样的喊叫应该像没听到一样。你看周围的人们不都是这样的吗?

  确实周围的人像没有听到一样,在散步。贵族的女士挽男士的手臂,是那么样的彬彬有礼。托尔斯泰吻了一下小姐的手,说,那我只有告辞了,祝你晚安!当他背过身走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我怎么会做那样一个女人的丈夫,不管她有多么漂亮。”

  如果说影响我的爱情观的话,我想从那以后,不管多么美丽的女人,如果让我感觉到她的心地要是像那位要塞司令官的女儿那样的话,或者像包法利夫人那样虚荣的话,她都蛊惑不了我。这就是文学给我的。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雨果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雨果?因为他挺举了人文主义的旗帜。他的书是在流亡的时候写成的,连巴黎的洗衣女工也用省下来的钱买《悲惨世界》。

  有一个镜头特别值得拿出来说:冉阿让本来是有可能成为杀人犯的。冉阿让把那些银盘子、银烛台放进自己的袋子的时候,他手中拿着一根钢钎,目光一直盯着睡在床上的米里埃教士,月光照在老人光秃的头上、脸上,老人睡得那样安详。那个头颅如果动了一下,或者老人坐起来的话,他就要运用他手中的钢钎。而冉阿让确实发出了响声,但老人却睡得很安稳,我们不知道米里埃教士是真睡了还是装睡。

  早上米里埃教士醒来的时候,银器都不见了,那是米里埃教士惟一的财产。管家就说了,都被偷走了。但米里埃教士说,不是这样的,那些东西原本就属于他们的。他们穷人只不过把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从我们这儿拿走了,没有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些银盘子,它是经过挖矿的银矿工、银匠等穷人的手才生产出来的。

  中国文化需要补课

  我们经常说,我们在经济方面落后于西方,要补上经济这一课,补上科技这一课,补上法律意识这一课,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说要补上文化这一课?

  在我们的五四时期,我们进行人文主义启蒙的时候,西方的人文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我国在进行初期的人文启蒙的时候,西方的文化正处在现代主义的思潮时期,西方文学已经完成了文学的最高值,它已经能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为形式而形式了,甚至他们已经可以玩一下文学、艺术了。而我们从来都没有完成过。尽管我们的古人也提到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文到了很高的境界,但它没有被在我们的现实中实现过。当我们陷入灾难的时候,西方已经思考后人文了,如环保、社会福利保障等的问题。

  有一次我在法国,跟两个老作家一同坐着外交部的车,去郊区。那天,刮着风,不时飘着雨滴,在我们前边有一辆旅行车,车上坐着两个漂亮的法国女孩,不断地从后窗看着我们的车。车轮滚起的尘土扑向我们的车窗,加上雨滴,车窗就很脏了。我们的车要超呢,但路很窄,超不上去。我问司机:“能超吗?”司机说:“在这样的路上超车是不礼貌的。”

  正说着,前面的车停下来了,下来一位先生,对我们司机嘀咕了几句,然后回到车上,把车靠边,让我们先过。我问司机:“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一路上,我们的车始终在前边,这不公平!”

  而且他还说,“车上还有我的两个女儿,我不能让她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让我羞愧了好几天。我突然觉得,修养在普通人的意识里能培养到什么程度。

  前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个德国女博士古思亭。有次她在小饭店吃面条,中国同学去了后,她说我们一起吃吧,就要了两碗面。中国学生觉得这个地方非常乱,提议换个地方。古思亭说:“我已经要了面了,但还没交钱。”

  中国博士就说没关系,走吧。古思亭说:“我得回去,把钱交了。”

  人文在哪里?在高层面,它关乎这个国家的公平、正义,在最朴素的层面,我个人从来都不认为在学者的论文里,也不要把人文说得那么高级,人文就在我们的寻常生活里,就在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中,就在我们人性的质地中,就在我们心灵的细胞中。

 

来源: 钱江晚报  作者: 陈骥 曹晔 整理 汤卫星 孙和晴 摄  编辑: 汪维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