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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谈起


www.zjol.com.cn  2006年07月03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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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文化名人征文之二 )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鲜为人知的他身后留下很多悬念,而有些悬念还长期争论不休。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在其《鲁迅生平疑案》(以下简称《疑案》)前言中,第一句话就说:“自从二十六年前踏进鲁迅研究界以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城。”在前言的最后一段又说:“……而有些事也真是扑朔迷离,注定将成为千古谜案。”他在书中列出了十七个疑案;在书的封面也列出十个,而列在书面榜首的就是“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

        过去我只知道,鲁迅改学文学是受当时在日本看了一部使他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的“电影”以后引起的。看了这本《疑案》以后,才知道鲁迅“弃医从文”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部“电影”只是个导火索而已。到底什么原因引起鲁迅“弃医从文”?这个谜底放到最后来说。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疑案本身,而是引起这个疑案背后的一些疑惑(悬念)——或说更深层次的原因:如鲁迅怎么知道站在那里看日本人杀中国人的人都是“一群精神麻木的看客”?文学怎能改变中国人的命运?怎能改造国人的精神?

        看杀头、看枪毙,不管谁杀谁,都是出于一种好奇,也叫看热闹。说实在的,这种场面是难得看到的。再说,中国人在日本的地盘上看日本人杀中国人,你又能怎么样?你就算有觉悟也不一定敢出来阻拦日本人杀中国人呀!因为他们杀的是俄国人当侦探的中国人。如果你敢出来阻拦,那么连你自己的脑袋也捡不回来了。这也可以说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后来日本人在中国杀中国人,你又能怎么样?那时,连国民党正规军都不敢抵抗,节节败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敢冲上去夺日本人的剌刀?再说,就是在日本的地盘上呆在那里看日本人杀中国人,也难以说明他们心里就没有气、没有恨的“充当精神麻木的看客”。我想,如果鲁迅那时稍有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此也不一定有这样偏激的情绪和激烈的反映。好在他的激烈反应——弃医从文,使中国有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文豪。话又说回来,如果鲁迅那时真的有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中国也只是多了一个鲁大夫而已。

        鲁迅“弃医从文”的目的是要“改造国民的精神。”也就是说,鲁迅想用文学艺术来改造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使他们不再成为“充当一群精神麻木的看客”,以此来达到强国强种的目的。但我认为,鲁迅当时这种美好的愿望,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无法实现的。几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光靠文学艺术是拯救不了中国人的命运的。在鲁迅没有“弃医从文”之前,难道中国没有文学艺术?前人的文学作品为啥不能救中国?再说,那些在日本看人本人杀中国人的“精神麻木的看客”,难道他们没有看过《水浒传》?难道他们不知道那里面有许多爱打 抱不平的英雄好汉?该出手时不出手,这是任何文学艺术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历史经验还证明,最好的文学作品从来也没有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过。后来中国人民之所以能站起来,靠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文学作品。鲁迅当时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他那时不懂得“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文学艺术也与人的精神、观念一样,都是上层建筑的东西,它们不管是否正确都来自于客观世界的反映。无论什么时代,人的精神总是由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决定的,而不是由他所处时代的文学艺术决定的。所以说,鲁迅当时为了改造中国人的精神而“弃医从文”,至少在思想方法上是违背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我这个观点,还可以用周作人在1956年讲到鲁迅时的一句话为证:“鲁迅最初志愿学医,治病救人,使国人都具有健全的身体,后来看得光是身体健全没有用,便进一步的想要去医治国人的精神,如果这话说得有点唯心的气味,那末也可以说是指我们现在说的‘思想’吧。”对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说鲁迅当时的这个决定(思想)有点“唯心的气味”。详见2002年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的“东京与仙台”。

        至于鲁迅如何从有点“唯心气味”的思想而变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有点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7年4月12日的一声枪响(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也给鲁迅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鲁迅“愤而辞去一切职务,由于血的教训,受到深刻教育,彻底放弃了进化论思想,深入钻研马列主义,由进化论走向阶段论,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27年是对鲁迅一生最大的考验;有些知识分子在那时就走向了反面。

        我这里主要是讲鲁迅青年时期(1906年前后)缺乏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情况。我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个事例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干什么工作,学一点马列主义哲学,懂一点唯物论和辨证法总是有好处的。它至少可以帮你克服看问题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因为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说现在的大学生不大愿意去听哲学课,上哲学课时逃课的人很多,认为哲学没有用。我认为这是一种短视和偏见。有人说,哲学是科学之王。

        下面就来破解鲁迅“弃医从文”的谜底吧——

        鲁迅的“弃医从文”,并非是心血来潮或见异思迁,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他青年时期不管学什么专业,都是为了实现救国救民,改变中国人命运的远大理想。就拿学医来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毕业时才决定学医的。他在该院两年学习期间,才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从那时起他知道新的医学不仅能治病救人,而且还能推动社会变革。所以,他弃工学医。他开始是学军的(水师),后改为学工(矿冶),而后又改为学医,最后才改为学文。这些改变无一不是围绕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他‘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强国强种的途径,也是寻找适合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选择。至于‘漏题事件’、‘取缔规则事件’、‘幻灯事件’(指鲁迅讲的看电影事件——笔者注),只是火上加油,从而引爆了鲁迅痛下决心弃医从文。”这是《鲁迅生平疑案》作者王锡荣对“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如是说的。也就是我上面说的谜底。

        不过,这个谜底只能说明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动因,我认为还有一个间接的、隐性的谜底:就是鲁迅过于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所致,以至于在日本有几个“事件”使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这都是串接起来的导火索,而不是终极原因。如果他不过于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可以改造国人的精神”——他也可以选择其他救国救民的道路,如工业救国、科学救国、革命救国等等,这方面的先例很多,而鲁迅为什么最后偏要选择文学救国呢?这是我对“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的新说。 

        从事业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弃医从文”是成功的;但从“医治国人精神”这个角度来说,只是他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是在思想方法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存在决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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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澜读书  作者: 陈后宋  编辑: 童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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