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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宿舍的背影

www.zjol.com.cn  2011年07月20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周炳琳

  这是一幅并不复杂的民居大院布局图。但在过去20多年里,数学家江泽涵的夫人画过,沈从文的儿子画过,闻一多的侄子画过,诗人冯至父女更是一起画过。

  图里画的是北平(1949年后重新更名为北京)中老胡同32号。在1946年到1952年期间,它是北京大学的教工宿舍,先后住过30多户,其中包括北京大学训导长和教务长,文、理、法、工学院院长,以及哲学、西方语言文学、数学、化学、植物、地质、法律、电机等系的系主任。

  许多名字曾与这座大院相联: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诗人冯至,哲学家贺麟,中国代数拓扑学的开拓者江泽涵,闻一多胞弟、翻译家闻家驷,费孝通之兄、法学教授费青,曾任宋庆龄秘书的政治学教授吴之椿,还有北大举足轻重的教授周炳琳——他们在今日的声望各不相同,有一些极为寂寥,但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声名卓著的人物。

  最初画这幅图时,沈从文刚刚离世,贺麟、江泽涵、闻家驷以及翻译家陈占元、化学家孙承谔、数学家庄圻泰、教育家陈友松等人则已进入或即将进入他们人生的最后时光。这些老人及其后辈,希望凭借这幅图来追忆40多年前,在景山公园东侧和沙滩红楼西边这个大院里的那段时光。

  那是“对一个时代的纪念”。

  这幅布局图,他们曾用铅笔画过,也曾用墨水笔画过。而今年6月,当这幅图以油墨的形式印在一本名为《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的书里时,当年住在这个院子里的教授们,已全部离开人世。

  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状况的一个缩影

  6月15日上午,走进中老胡同时,68岁的陈莹已经找不到那个熟悉的大院。只有隔着高墙、叶子随风婆娑掠过她头顶的那株大槐树,让陈莹确信自己站在当年曾站过的位置。

  陈莹是北大西语系教授陈占元的女儿。在这棵大槐树下,她当年曾和冯至的女儿冯姚平、沈从文之子沈虎雏,以及植物学家张景钺之子张企明等一起玩游戏,一起“迎接解放”,一起“追求进步”。

  6月15日下午,这4个当年的“小伙伴”在陈莹家重聚。而6天之前,当年中老胡同32号内的20多个玩伴在北京大学相聚,参加新书发布的座谈会。其中,最大的江丕权已年过八旬,最小的费平成和王汝烨则生于1949年。

  他们最遗憾的是,父辈中的最后一位、被誉为“北大经济法学泰斗”的芮沐教授,在今年3月20日以103岁高龄去世——没能看到布局图印行于世。

  1947年冬,芮沐的妻子周佩仪携子从美国回国,芮沐去天津塘沽迎接。当时国共双方战端已启,为躲避从铁路两旁射进的流弹,从塘沽到北平,他们一直趴在车厢里的地板上。所幸,一家人安全到达中老胡同32号院内12号。

  如今,在72岁的张企明看来,芮伯伯和院里的其他伯伯之所以冒着如此大的危险回到北平,是因为这群出生于外敌入侵或军阀混战时期的人身上,都有一种“一心想通过做好学问,为国家培养人才来改变国家的劲儿”。

沈从文

冯至

贺麟

  “为了这个,一个比一个玩儿命,抗战期间特别明显。”在陈莹家中,张企明说道。他父亲张景钺当时是北大植物学系主任。

  他们回忆,父辈们很看重自己的学问和人品。1937年,北大南迁时,这群人“都以到昆明做学问为荣,以到陪都重庆攀高官为耻”。因此,1945年抗战胜利,北大复员时,这些教授没有选择去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而是毅然决定回北平。

  复员后,因校舍不敷使用,北大向北平当局提出,拨借、收购民房或敌伪房产,解决校舍宿舍问题。其中有“景山东街中老胡同门牌32号房屋一所”,是一座门口有几级台阶、两旁守着一对小石狮的大院,从1943年起被日军霸占。

  沈从文、朱光潜、闻家驷等北大教工陆续迁入这个红漆大门的院子,院子里的那种“劲儿”便开始牵动着历史的神经。

  当年第一位被那种“劲儿”吸引来的重要客人,当属北平新任市长何思源。1946年秋,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被蒋介石解除军政大权,改派到北平担任市长。何乘飞机到北平当晚,就携夫人到中老胡同32号内10号,看望老友周炳琳。周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是社会贤达。1946年初,周恩来夫妇举行欢迎叶挺将军出狱的宴会,曾邀请周炳琳夫妇作陪。

  周炳琳刚入住中老胡同不久。送走何思源,他需要处理一件棘手的事。南京政府一再来电,催他和校长胡适前往南京参加“国大”。周炳琳拒绝参加,并且想劝阻胡适。为此,他和胡校长“吵得面红耳赤”。当年11月9日,周炳琳致函胡适称:“此时赴会,是否为贤者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

  在院内21号的闻家驷家,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等人经常出入。王汉斌还从香港给这位进步教授带回一个苏联造的小闹钟作为礼物。

  “在这个北大进步教授云集的大宅院,他们参与了很多反对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的进步活动。”费青之子费平成回忆道。

  “父辈们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等,是那段时期里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状况的一个缩影。”这是这群伙伴们达成的共识。

  在74岁的沈虎雏看来,“画布局图是因为大家都有‘中老胡同情结’,因为自‘文革’后,无论是父辈还是我们这群孩子,对中老胡同32号的生活都很怀念。”

  从历史的河底打捞一个院子

  在中老胡同里,一位带着红袖章的白发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好奇地看着陈莹。陈莹告诉她,自己60年前曾在这里居住。

  “是吗?!”老太太将信将疑。陈莹拿出新书,向对方展示他们所画的布局图。老太太摇了摇头说,自己在这里住了30年了,从来没听说有过这么一个院子,院子里住的居然还是些有名的北大教授。

  其实,上世纪80年代末陈莹他们刚开始画图时,记忆中的院落、房屋、假山和道路已被拆除,只剩下院中的那棵大槐树。

  他们只好去档案馆里找北大校史。在校史里,有关中老胡同的记载不多。其中之一是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在1946年7月向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立下的一纸“房产家具借用书”,借到这座“计面积2000平方尺,内有房107间,建筑完整”的大院。

  从历史的河底“打捞”出这个院子,这些伙伴们前后用了20多年的时间,力求“真实全面”。

  当年入住中老胡同32号时,他们大都还是孩子,印象最深的不是院子的布局,而是有关这座院子的传说——“32号院曾是清末光绪朝瑾妃、珍妃娘家的宅院”。孩子们都知道,这院子“来头不小”。

  传说在2008年得到印证。77岁的彭鸿远参加中学同学聚会时,偶遇珍妃的侄孙女唐小曼。彭鸿远是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之女,当时住32号院内7号。唐小曼则和珍妃的其他后人一起,在这个大院一直住到1943年,亲眼见到大院被日军霸占。

  冯至的女儿冯姚平记得,当年在院内种菜时,自己总是把地挖得特别深,希望能挖出点不寻常的物件来。

  同时在院里种菜的,还有贺麟的女儿贺美英。她回忆,在院内2号的家门口有一小块土地,“春天全家开垦”,“种老玉米、茄子、西红柿和丝瓜等”。曾任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吴之椿,在北大“年高德劭,治学以渊博深刻有名”,但在32号院里,总是穿蓝布或灰布大褂,在小花园里侍弄花草。

  这些细小的事情都是在2008年以后才被回忆出来的。2005年,闻家驷之子闻立树提议,除了画布局图,大家还应该为这座院子写一些回忆文字,并要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来写。

  对闻立树来说,这应是自然而然之事。虽然如今站在中老胡同,听到的只是头顶的槐树叶随风摆动的声音,但在当年,在住进中老胡同后不久的1948年春夏之交,除了这声音,闻立树听到的是与胡同几百米之隔的北大民主广场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声。而在住进中老胡同前不久的1946年7月15日,他听到的是伯父闻一多遇难的消息。

  后来,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包围北大红楼校本部,企图闯入校内搜捕进步学生。教授们不再有时间和心情种菜浇花,晚上常常会用手电筒照照对面的房顶,看有没有特务隐藏其上。

  时任北大代理训导长的贺麟原本不赞成学生游行示威,但当国民党镇压学生时,他愤怒了。他多次从中老胡同出发去找傅作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到监狱看望学生。贺美英回忆,时任教育部长写信给北大要求开除进步学生,校长胡适将信转到贺麟这里后,多次被他压下;学校里特务学生报告来的“黑名单”,也被贺麟锁在抽屉里置之不理。

  同院的芮沐则不顾特务恐吓,为学生代写诉状、出庭辩护,并趁天黑出城,与燕京大学教授雷洁琼等人共商营救之策,还参与联名签署《北大教授罢教宣言》。

  解放军围城期间,教授们在32号院内挖了几条防空壕。“那时候各家门窗玻璃上都贴了米字型的纸条,这样既可以透进些光亮,也可以防炮击时震碎玻璃。只有教育学系陈友松伯伯家的玻璃上,糊的不是米字,而是‘风雨同舟’四个大字的剪纸。”沈虎雏回忆道。

  像这些正气凛然的故事,似乎是闻立树想要记录的。但是直到2008年,3年过去了,他手中的布局图,经过不断补充和修正后,已经定稿,收到的回忆文字却十分有限。

  “闻大哥当时定的调子太严肃,把我们吓住了,好多人都不敢下笔。”冯姚平说。大家商量后,决定把回忆的内容放宽,“只要是真实的,都可以写”,写出来的内容,要坚持亲历、亲见、亲闻“三亲原则”。这一下子打开了很多人记忆的闸门。

  90岁的北大西语系老教师张祥保身在美国,听说要写中老胡同的事,她特地跟儿子王汝烨讲述了好几次。

  “我只是把妈妈讲的事情写了下来。她跟我讲院里的阿姨们怎么帮她带孩子这样的小事,还讲解放军围城、知识分子去留、知识分子改造等事情。”在座谈会上王汝烨回忆说。为了参加座谈会,他特地从美国赶回来。说这话时,他母亲捐赠给北大的胡适当年使用过的桌子,正在北大校史馆展览。

  胡校长走了,胡校长的儿子来了

  王汝烨的父亲王珉源当时是北大西语系教授。1948年,王珉源与张祥保结婚时,证婚人是校长胡适和民国前总理熊希龄的遗孀毛彦文。婚礼后,新婚夫妇离开中老胡同32号内5号的家,到毛彦文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度过了他们的蜜月。

  短短几个月后,怀孕的张祥保到协和医院做产前检查。大夫林巧稚告诉她:“你们北大的胡校长走了。”

  后来,张祥保得知,不仅胡校长,另一位证婚人毛彦文也走了,从此永别大陆。

  毛彦文的双清别墅迎来了新主人毛泽东。这里成为他进入中南海之前的住地。

  中老胡同32号也迎来了一位新住户。胡校长走后,他的儿子胡思杜就搬出了东厂胡同的校长府邸,住进院内19号。

  胡适夫人江冬秀是江泽涵的堂姐,国民党派飞机接胡适走时,胡适问江泽涵次子江丕桓愿不愿意跟他们走。年轻人告诉堂姑父: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我们不走。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争取知识分子,父辈们面临着走还是不走的问题。”冯姚平回忆说。

  如今,狭窄简陋的中老胡同里,只有老人在闲坐或慢走,已经很难想见当年的紧张气氛。而在63年前的中老胡同里,收音机里播放着《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流行歌曲,院里的孩子们“歌照唱、冰照滑”,大人们却多半愁眉不展。

  冯至语气很重地用德语跟贺麟说:“现在是一个最后决定的关头,亲人的决定不同也要闹翻。”有学生来拜访,故意把书“忘”在贺麟家里。贺麟打开一看,里面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跟封皮上的书名全无关系。

  江泽涵和冯至等人也有类似遭遇。小孩子觉得这事很好玩,长辈则很忧虑。贺麟赞成唯心论,而共产党赞成唯物论,他很担心后者是否容他。不过,很快地下党就通过他身边的人传来话,“希望贺先生不要到南京去”,“贺先生对青年人的态度是好的”。

  留下来积极营救和保护学生的贺麟,在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时,收到学生们送给他的一面锦旗,上书“我们的保姆”。

  贺麟一直珍藏着这面锦旗,但这面旗子和这段历史后来给他招来大祸。“文革”中他不仅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还被扣上“特务”帽子,遭到关押和毒打。

  就在贺麟收到锦旗的这个冬天,一发炮弹打到了中老胡同附近的新开胡同。院里的教授和孩子们,对围城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半年之前,穿灰布军装的傅作义曾乘吉普车到中老胡同32号,想拜访周炳琳。但周不在家,傅只好离去。

  围城期间,傅作义没有再来,但派士兵给院内教授送来面粉。冯姚平记得,“父亲很恼火,不肯出去接”。

  不仅如此,冯至还在家里写下散文《决断》,发表在同院的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极力劝告同仁好友们:是作出决断的时候了。

  住在院内4号的化学系教授孙承谔,12岁考上清华留美预备班,24岁从美国博士毕业后,到北大当教授。当时他正好结束一个研究项目,从美国回国。飞机在上海降落后,好友劝他接来家眷,一起去台湾大学教书。孙承谔一口回绝。分别时,他们彼此笑着说:“等10年以后,咱们再看谁做得对。”

  “他们那时候其实也不大了解共产党,只是都认为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透顶,失去民心,毫无希望,是到了该发生变化的时候了。”沈虎雏这样解释父辈们在60多年前的选择。

  南京政府的机票送到中老胡同后,全部被弃之一边。院里的周炳琳,更是与何思源等人一起力促北平和平解放,并作为代表赴香山与叶剑英晤谈。

  那些在半年前不愿接受傅作义的面粉的教授们,在1949年1月,决定接受傅作义的邀请,欣然前往中南海共商迎接北平解放大计。

  解放军入城后,王珉源和32号院内其他一些教授陆续收到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人联名发来的请帖,邀他们去和新政府的官员见面吃饭。

  这年9月,张祥保的叔祖张元济应邀从上海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张元济当时住在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在他的房间里,前来拜访的张祥保夫妇曾碰见周恩来,还曾听陈云讲长征时路过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头领歃血为盟的故事。张元济还应毛泽东之邀,一起游览天坛,毛泽东问起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期间觐见光绪皇帝的旧事。

  “我觉得把这些记忆讲述出来,可以告诉人们,提到北京四合院,除了老舍笔下所描述的那种状态,院里的人们还有另一种生活状态。”王汝烨在座谈会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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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网  作者:  编辑: 吕若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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