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九十诞辰那天,上海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程十发谈话录》。
程十发的艺术生涯十分坎坷。他自小就对绘画的墨守成规无法接受,在上海美专就读时,其桀骜不驯让学院派人士很是反感,老师甚至拒绝批改他的作业。好不容易挨到毕业,他那“离经叛道”的作品一幅也卖不出去,为了养家糊口,只得画起了“小人书”。当上专业画家后,他依然故我,画心中之画,写心中之境,创作了一幅又一幅经典杰作,终于获得了画坛的公认。
在《程十发谈话录》中,隽语警句俯拾皆是:“在艺术上,意见永远不要一致,一致只有在强迫情况下才能存在”;“艺术没有规律,没有法则,有法则不是艺术”;“别人犯忌的我偏要犯一犯,试试看”;“在艺术上要创新,就不要怕被别人骂”……
大凡真正的艺术家,都不怕犯忌,不怕挨骂,不囿于“规律”、“法则”,既继承前人优秀的东西,更开创自己独特的面目。
唐代画家王维,曾创作一幅《袁安卧雪图》,由于画中有雪里芭蕉,让不同时令的自然现象出现在同一空间里,招来不少非议。连张彦远这样的权威都批评说:“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而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观点截然不同:“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
比沈括稍晚的惠洪,对艺术创作中的拘泥之见,也不以为然:“王维作画雪中芭蕉,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他还借以作诗“自志”:
东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余万丈芒。
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骥略玄黄。
和王维的“雪蕉”一样,苏轼的“朱竹”也饱受争议。
中国画家早期画竹,着的都是青绿色,直接描绘竹子的自然色彩。北宋开始有了墨竹。苏轼有一次画墨竹痛快淋漓,画到砚枯墨竭,便信手取来朱笔挥洒。有人嘲讽说:“世上难道有朱竹吗?”苏轼反诘道:“世上难道有墨竹吗?”苏轼的反诘一语破的。就艺术创作而言,朱竹和墨竹是一样的道理。古代有识之士对苏轼的观念颇为赞同,如《宣和画谱·墨竹叙论》强调,作画不应舍本逐末,片面强调敷染的色彩:“画之贵乎有笔,不在夫丹、青、朱、黄、铅粉之工也。”明代莫是龙更说:“意所创造,便成物理。盖五彩同施,竹本非墨,今墨可以青,则朱亦可以青矣。”
白居易在《画竹歌》中,赞叹萧悦画竹“不根而生从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这话说得极为深刻。“从意生”、“由笔成”的艺术品,不贵写实而尚写意,不求形似但求神韵,不能要求它是自然现象的简单复制。
宋人陈与义写过一首题水墨梅花的诗:
含章帘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
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这首诗和前面所引惠洪的诗句“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骥略玄黄”,都是借用九方皋相马的典故,来说明应如何正确欣赏艺术创作。
九方皋相马的故事,出于《列子·说符》。大意是:伯乐推荐九方皋为秦穆公寻一匹好马。几个月后,九方皋说是找到了一匹黄色的雌马(“牝而黄”)。秦穆公让人牵来一看,分明是一匹黑色的雄马(“牡而骊”),便失望地对伯乐说:“九方皋连马的雌雄、颜色都分不清,何能辨马之优劣?”伯乐回答:“九方皋观察马的时候,是见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意思是九方皋不看重马的皮毛外相,只关注它的内在精神气质。秦穆公将信将疑地试用了那马,果然是匹天下难得的好马。
欣赏大师的佳作,同样不能让外形的像与不像、色彩的似与不似来束缚自己的眼力。而应当“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这样才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收九方皋相马之功。若是像秦穆公那样,一味专注于“牝牡骊黄”之类的表象,会让我们失却多少艺术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