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九十诞辰那天，上海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程十发谈话录》。

　　程十发的艺术生涯十分坎坷。他自小就对绘画的墨守成规无法接受，在上海美专就读时，其桀骜不驯让学院派人士很是反感，老师甚至拒绝批改他的作业。好不容易挨到毕业，他那“离经叛道”的作品一幅也卖不出去，为了养家糊口，只得画起了“小人书”。当上专业画家后，他依然故我，画心中之画，写心中之境，创作了一幅又一幅经典杰作，终于获得了画坛的公认。

　　在《程十发谈话录》中，隽语警句俯拾皆是：“在艺术上，意见永远不要一致，一致只有在强迫情况下才能存在”；“艺术没有规律，没有法则，有法则不是艺术”；“别人犯忌的我偏要犯一犯，试试看”；“在艺术上要创新，就不要怕被别人骂”……

　　大凡真正的艺术家，都不怕犯忌，不怕挨骂，不囿于“规律”、“法则”，既继承前人优秀的东西，更开创自己独特的面目。

　　唐代画家王维，曾创作一幅《袁安卧雪图》，由于画中有雪里芭蕉，让不同时令的自然现象出现在同一空间里，招来不少非议。连张彦远这样的权威都批评说：“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而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观点截然不同：“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

　　比沈括稍晚的惠洪，对艺术创作中的拘泥之见，也不以为然：“王维作画雪中芭蕉，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他还借以作诗“自志”：

　　东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余万丈芒。

　　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骥略玄黄。

　　和王维的“雪蕉”一样，苏轼的“朱竹”也饱受争议。

　　中国画家早期画竹，着的都是青绿色，直接描绘竹子的自然色彩。北宋开始有了墨竹。苏轼有一次画墨竹痛快淋漓，画到砚枯墨竭，便信手取来朱笔挥洒。有人嘲讽说：“世上难道有朱竹吗？”苏轼反诘道：“世上难道有墨竹吗？”苏轼的反诘一语破的。就艺术创作而言，朱竹和墨竹是一样的道理。古代有识之士对苏轼的观念颇为赞同，如《宣和画谱·墨竹叙论》强调，作画不应舍本逐末，片面强调敷染的色彩：“画之贵乎有笔，不在夫丹、青、朱、黄、铅粉之工也。”明代莫是龙更说：“意所创造，便成物理。盖五彩同施，竹本非墨，今墨可以青，则朱亦可以青矣。”

　　白居易在《画竹歌》中，赞叹萧悦画竹“不根而生从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这话说得极为深刻。“从意生”、“由笔成”的艺术品，不贵写实而尚写意，不求形似但求神韵，不能要求它是自然现象的简单复制。

　　宋人陈与义写过一首题水墨梅花的诗：

　　含章帘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

　　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这首诗和前面所引惠洪的诗句“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骥略玄黄”，都是借用九方皋相马的典故，来说明应如何正确欣赏艺术创作。

　　九方皋相马的故事，出于《列子·说符》。大意是：伯乐推荐九方皋为秦穆公寻一匹好马。几个月后，九方皋说是找到了一匹黄色的雌马(“牝而黄”)。秦穆公让人牵来一看，分明是一匹黑色的雄马(“牡而骊”)，便失望地对伯乐说：“九方皋连马的雌雄、颜色都分不清，何能辨马之优劣？”伯乐回答：“九方皋观察马的时候，是见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意思是九方皋不看重马的皮毛外相，只关注它的内在精神气质。秦穆公将信将疑地试用了那马，果然是匹天下难得的好马。

　　欣赏大师的佳作，同样不能让外形的像与不像、色彩的似与不似来束缚自己的眼力。而应当“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这样才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收九方皋相马之功。若是像秦穆公那样，一味专注于“牝牡骊黄”之类的表象，会让我们失却多少艺术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