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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增揭秘《1911》创作历程 读史笔记有几百万字

www.zjol.com.cn  2011年10月11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本报记者 路艳霞

  军旅作家王树增把自己的写作分两个系列:一个是战争系列,《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长征》已经面世;另一个是中国近代史系列,《1901》10年前出书,《1911》则于近日与读者见面。

  随着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65万字的《1911》越发令人瞩目,该书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场景有精确描绘,使得本可能枯燥干巴的近代历史,变得生动而富有意味。对于外界的好评,王树增很清醒:“我既不敢称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更不敢称自己是个思想者,我只是一个对我们民族历史有阅读欲望的读史者。”王树增认为,即便这样,也不能标榜自己读懂了历史,他和读者一样都在探索历史规律。

  读史笔记足有几百万字

  “《1911》这本书,我从10多年前就开始积累,两年前开始写作。”提起自己的这部新作,王树增很是感慨,“真是拿命去写,坐在那里两三天不动,为了查证一个资料,停在一个地方十几天、二十天没动过。”十余年下来,他为写《1911》记下的史料笔记,足足有几百万字。

  然而,这些笔记得来并不容易。前几年,王树增到日本访问,他专门申请进入日本外务省的档案馆,寻找近代以来中日外交和辛亥革命期间的重要档案原件。档案馆不允许拍照,王树增只能一字一句地抄录资料。正是在这里,他发现了孙中山当年被日本警方盯梢的记录,并且进而确认此事与清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王树增当时立即意识到:“尽管在史料记载中,有孙中山流离失所的记述,但是很难想到,他在国外漂泊期间,确实牵扯到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问题。”

  不断写下的史料笔记,让王树增对历史有了自己的全新评判。比如宋教仁遇刺案,各种当年的新闻报道、档案、来往信件、国民党政府的资料、民间流传的资料都互相矛盾。在反复研读后,王树增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没有确切史料证明袁世凯是主谋。袁世凯很聪明,这事一出,99%的人都会说是他干的,他不会做这种傻事,虽然有部分资料直指他,但都被我否定了。”

  非虚构文学应有文学味

  尽管对历史资料如此重视,但王树增却强调:“在《1911》的写作中,我更注重历史事件中人物性格的演变、民族精神发展的历程,不大注重对某个历史事件的考证。”在他看来,考证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事,“我不愿意读者把这部书做为历史教科书来读。”事实上,王树增始终坚信非虚构文学写作一定要有文学味道。“作家要在自己的作品中,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文学认知。”

  王树增很幸运,他找到了自己特殊的路径。写《1911》的同时,他还在做着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献片,“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接触到了孙中山的外孙女孙穗芳,以及孙中山的其他后人。”

  与孙中山的后代接触,并不能提供太多直接的史料,但是他想,对当时历史时代的理解,这样的接触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更加触动他的是,这种特殊的体验,会令他突然对历史产生一种立体感、真实感。“当你看到100年前先驱者的血脉延续下来的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是和我们同祖同宗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作家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它总比看历史旧照的情感更强烈。”

  写辛亥是为以史为鉴

  “我们每个人照镜子的目的是什么?恐怕不是为了照别人,而是为了审视自己,找到自己身上、脸上的瑕疵。照镜子的目的是这样,读史也是这样,写史更是这样。”王树增认为,以史为鉴,重要的是不断发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历程中的优势,而更重要的还是发现劣势。

  在写作过程中,王树增慢慢体味出辛亥革命给人们重要的启示,“一种文明、一个民族,它要得到发展与进步,最重要的前提是变革,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事物永远在运动之中,任何企图让事物停止下来、凝固下来、静止下来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也都是徒劳的。”

  和自己谈心成看家本领

  创作《1911》,不仅需要延续十几年的积累,更要有长达两年多的写作。王树增说:“我只有靠大量业余时间写作,每天无非是少睡点,总会写到后半夜。”伞兵出身的他不得不承认,大文字量的写作,写到最后实际上都是体力劳动。

  王树增也有身心疲惫和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每当陷入困境,他都会拿出看家本领:自己和自己谈心。有时他这样对自己说:“每个人都不是万能的,你只会写作,不会做别的事情,既然就做一件事情,你都不愿意做,那你还能做什么?”有时他又会换一种说辞:“你的时间太有限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面对长期艰苦的写作,王树增说,是军人生涯赋予他的性格特征,让他坚持到了现在。他说:“当兵的第一天,老兵就教育我们争第一,因为军人在军事行为中没有亚军。”回首40年当兵史,王树增感悟道:“军人最大的特征是不要轻易把腰弯下去,弯下腰算是什么玩意儿!”在写作面前,他同样要求自己,永远也不能弯下腰。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编辑: 姜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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