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在无可辩驳的行为准则的指引下，2000万年轻人的命运被改变。

　　如今的年轻人，除了在历史课本上看到寥寥数语的记录之外，对这场历时数十年的运动，对涉及数千万人的知青生活，并不熟悉。

　　出生于1949年的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是1969年的知青，作为知青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一直用一支笔关注着、记录着这一代人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

　　本期浙江人文大讲堂，叶辛在浙江工商大学，和90后大学生们分享他的知青生涯和文学创作。

　　我们都是

　　上山下乡的一辈人

　　知青生涯对我来说，是难以忘怀的，碰到像我这个年龄，或者比我大一点、稍微小一点的人，几乎都有知青生涯。

　　我在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时候，有一次李克强总理来，当时他是全国青联副主席。他跟我说：“我也有着知青生涯，我是75年的知青，对你这个年龄来说，我是小知青了。”

　　1977年恢复高考，这以后就没有上山下乡这回事了，知青这个名词也划上了句号，所以李克强说他是“小知青”。

　　去年10月15日，中央召开文艺座谈会，我发言的题目是《捕捉时代的新意》，讲了写作《蹉跎岁月》、《孽债》和新近创作《问世间情》背后的故事，所有的写作都和十年插队生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我发完言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和叶辛都是上山下乡的一辈，你说的我非常理解，你是在南方的贵州，我是在陕北的黄土高原，写这些是有意义的。”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知青生涯是难以忘怀的。这代人，现在很多已经成为知名的学者、教授，省级干部中大概50%的人有过这段经历。碰到这些人，他不会说自己在哪里做出过什么成就，他会很自然地跟我说起在哪里当过知青。这段岁月，对我们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

　　我们这代人

　　岁月蹉跎志犹存

　　对我的小说创作，对于我成为一个小说家来说，知青生涯都是很重要的。今天我想结合我的知青生涯，和大家谈谈我两部作品的创作经历。

　　其中一部作品是《蹉跎岁月》，从1980年在《收获》杂志发表到现在，已经35年，发表那年，《收获》杂志发行了110万份，是有史以来印数最多的一期。

　　这部小说，和一个故事有关。1979年我到北京，参加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上大家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能不能写悲剧”进行了长达1天半的讨论，也没争出个结果来。后来，湖南的一个作家站了出来，“我来讲一个故事，你们看看，这个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是不是悲剧。”

　　大家也累了，就听他讲故事——文革期间，他到湘西当知青的带队干部，故事就发生在那几年里。

　　北京来的“黑帮”儿子，被下放到农村放羊，遇到同样被下放到当地放鸭子的历史反革命的女儿。同样被外界孤立的两人开始相恋，6年间感情笃定。1976年“黑帮”的儿子因为父亲平反被调回北京，女孩儿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无法平反。离开湖南前，男孩承诺帮女儿回城相聚，但终究因为她的家庭成分没能兑现诺言，女孩收到男孩来信后投河自杀。

　　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全场鸦雀无声，会议暂停休息，我回到房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今天所说的有关知青的故事，我可以把它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我要把它的结局写好。这就是《蹉跎岁月》的故事雏形。

　　上山下乡影响了知青们一生的命运：当时我们举着红旗、戴着大红花，插队落户，十年后我们回来了，灰头土脸，没有工作，给城市添加了很多负担。文革期间，上海有110万人响应号召去插队落户，110万人回来了，男男女女没有工作，在家里吃老米饭，城市也嫌弃。

　　上山下乡影响了知青们一生的命运，在农村的十年岁月是怎么过来的？他们的故事不能看做仅仅是那几年的事情，而是整个人生。我想通过我的小说告诉今天城市里的读者。

　　我们知青这代人，十年青春，蹉跎岁月，当时我经常用“岁月蹉跎志犹存”自勉，所以就用它做了书名。

　　蹉跎岁月之后的孽债

　　关注知青的下一代

　　1979年10月31日，我调到贵州省作家协会，后来写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孽债》。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哪里有我的家？”这部小说后来也改编成电视剧，这首歌就是电视剧的片尾曲。

　　《孽债》说的是一群来自西双版纳的孩子到上海来找父母的故事，他们的父母当年是插队落户云南的上海知青，如今已经有了全新的城市生活，孩子的突如其来迫使每个人对生活开始新的思考。

　　《孽债》的故事，也和我经历的有关。

　　1969年到贵州砂锅寨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一共有60个，后来招工、招生，大家都陆续走了，我是第59个。迁户口的时候民政干事跟我说现在只剩下一个小丁，她嫁给了当地农民，按照知青返城政策，已婚知青不能返城。

　　当时，我回老乡家里拿行李，离开寨子的时候碰到了小丁，她手里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娃娃，笑嘻嘻地对我说“祝贺你”。我看着她肚子又大了，问她“你怎么办”。这句话一说，她整个脸都阴沉下来，说了一句“我也要走的”。

　　跟她挥手告别的一瞬间，我脑子里闪现一个念头：这个五六岁的娃娃，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如果生下来，长大之后会跟她妈妈之间有点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写《孽债》最初的原因就是这个，关注知青们的下一代。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有类似的故事冒出来，1989年我到昆明参加一个会议，听云南大学的一位老师讲起一个故事。

　　这位老师是云南大学民俗研究所的所长，他带着学生去西双版纳采风，住在一个蛮普通的招待所里，碰到一个女同志，穿着端正，一看就是外地人，每天专注地站在大门口。一问才知道，她是北京知青，到西双版纳来插队，嫁给了一个傣族汉子。恢复高考后，她考上了北师大，离了婚离开丈夫孩子到北京去了。

　　这次她来西双版纳是来找孩子的，一个乡一个乡找过来，找不到，就住到市中心的招待所，指望着每天傍晚人最多的时候，走在街头能碰见孩子或者前夫。

　　在此之前，我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青故事，但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我决定要写了。小说名字就叫《孽债》，10年动乱给中国带来很大戕害，蹉跎岁月给整整一代人也造成很大戕害，有很多还没有还清的债。

　　现场互动

　　如今大学生到基层去

　　会变成新的上山下乡吗

　　问：现在国家也有计划，号召大学生到基层去、到西部去，有人看成是这个时代的“上山下乡”，我想问一下叶老师，你觉得在当下这样的环境下，有没有可能再发生像当年知青那样的故事？

　　答：今天动员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根本出发点不一样。我们当年下去，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今天的村官，要有理想、有想法、调研当地的实际，把你的聪明才智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这个从主观上跟我们当年不一样。

　　今天的村官下去，在自己接受锻炼的同时，还可以真正有点理想和追求。大概10年以前，我插队的那个公社派了一个小女孩，就是你理解的现在的村官，在镇上当团委书记。她被派到上海静安区区团委来当干事，实习半年，她来找过我。

　　半年后，她回久长镇，不久之后就提拔到久长镇所在的修文县当团县委的书记，两年以后，又当了久长镇镇长，后来又成了镇党委书记。今年4月中旬我又回到了一次贵州，在贵阳的时候，她来找我，当时她已经从修文县久长镇党委书记抽到贵阳市当妇联副主席了。你要带着一点理想、带着一点想法下去做村官的话，会进步得很快的。

　　问：叶老师，从你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知青的很多悲剧，我想问一下，你觉得知青对一个人来说，到底是一种生活的财富还是悲剧？

　　答：作为一页历史，基本上现在大家都认为我们不该这样，特别是不该上千万人一起一拥而下。上世纪70年代初，福建莆田的一个老师，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很多问题：儿子没钱理发，每次回家来狼吞虎咽地吃饭，因为在乡下吃不饱，当地还有严重的开后门现象等等。毛主席给他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的批示，作为中央文件，要求传达到每个知青耳朵里，确实给每个知青，给各级干部一个信号：这个问题该一步一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