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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在无可辩驳的行为准则的指引下,2000万年轻人的命运被改变。
如今的年轻人,除了在历史课本上看到寥寥数语的记录之外,对这场历时数十年的运动,对涉及数千万人的知青生活,并不熟悉。
出生于1949年的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是1969年的知青,作为知青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一直用一支笔关注着、记录着这一代人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
本期浙江人文大讲堂,叶辛在浙江工商大学,和90后大学生们分享他的知青生涯和文学创作。
我们都是
上山下乡的一辈人
知青生涯对我来说,是难以忘怀的,碰到像我这个年龄,或者比我大一点、稍微小一点的人,几乎都有知青生涯。
我在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时候,有一次李克强总理来,当时他是全国青联副主席。他跟我说:“我也有着知青生涯,我是75年的知青,对你这个年龄来说,我是小知青了。”
1977年恢复高考,这以后就没有上山下乡这回事了,知青这个名词也划上了句号,所以李克强说他是“小知青”。
去年10月15日,中央召开文艺座谈会,我发言的题目是《捕捉时代的新意》,讲了写作《蹉跎岁月》、《孽债》和新近创作《问世间情》背后的故事,所有的写作都和十年插队生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我发完言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和叶辛都是上山下乡的一辈,你说的我非常理解,你是在南方的贵州,我是在陕北的黄土高原,写这些是有意义的。”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知青生涯是难以忘怀的。这代人,现在很多已经成为知名的学者、教授,省级干部中大概50%的人有过这段经历。碰到这些人,他不会说自己在哪里做出过什么成就,他会很自然地跟我说起在哪里当过知青。这段岁月,对我们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
我们这代人
岁月蹉跎志犹存
对我的小说创作,对于我成为一个小说家来说,知青生涯都是很重要的。今天我想结合我的知青生涯,和大家谈谈我两部作品的创作经历。
其中一部作品是《蹉跎岁月》,从1980年在《收获》杂志发表到现在,已经35年,发表那年,《收获》杂志发行了110万份,是有史以来印数最多的一期。
这部小说,和一个故事有关。1979年我到北京,参加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上大家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能不能写悲剧”进行了长达1天半的讨论,也没争出个结果来。后来,湖南的一个作家站了出来,“我来讲一个故事,你们看看,这个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是不是悲剧。”
大家也累了,就听他讲故事——文革期间,他到湘西当知青的带队干部,故事就发生在那几年里。
北京来的“黑帮”儿子,被下放到农村放羊,遇到同样被下放到当地放鸭子的历史反革命的女儿。同样被外界孤立的两人开始相恋,6年间感情笃定。1976年“黑帮”的儿子因为父亲平反被调回北京,女孩儿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无法平反。离开湖南前,男孩承诺帮女儿回城相聚,但终究因为她的家庭成分没能兑现诺言,女孩收到男孩来信后投河自杀。
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全场鸦雀无声,会议暂停休息,我回到房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今天所说的有关知青的故事,我可以把它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我要把它的结局写好。这就是《蹉跎岁月》的故事雏形。
上山下乡影响了知青们一生的命运:当时我们举着红旗、戴着大红花,插队落户,十年后我们回来了,灰头土脸,没有工作,给城市添加了很多负担。文革期间,上海有110万人响应号召去插队落户,110万人回来了,男男女女没有工作,在家里吃老米饭,城市也嫌弃。
上山下乡影响了知青们一生的命运,在农村的十年岁月是怎么过来的?他们的故事不能看做仅仅是那几年的事情,而是整个人生。我想通过我的小说告诉今天城市里的读者。
我们知青这代人,十年青春,蹉跎岁月,当时我经常用“岁月蹉跎志犹存”自勉,所以就用它做了书名。
蹉跎岁月之后的孽债
关注知青的下一代
1979年10月31日,我调到贵州省作家协会,后来写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孽债》。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哪里有我的家?”这部小说后来也改编成电视剧,这首歌就是电视剧的片尾曲。
《孽债》说的是一群来自西双版纳的孩子到上海来找父母的故事,他们的父母当年是插队落户云南的上海知青,如今已经有了全新的城市生活,孩子的突如其来迫使每个人对生活开始新的思考。
《孽债》的故事,也和我经历的有关。
1969年到贵州砂锅寨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一共有60个,后来招工、招生,大家都陆续走了,我是第59个。迁户口的时候民政干事跟我说现在只剩下一个小丁,她嫁给了当地农民,按照知青返城政策,已婚知青不能返城。
当时,我回老乡家里拿行李,离开寨子的时候碰到了小丁,她手里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娃娃,笑嘻嘻地对我说“祝贺你”。我看着她肚子又大了,问她“你怎么办”。这句话一说,她整个脸都阴沉下来,说了一句“我也要走的”。
跟她挥手告别的一瞬间,我脑子里闪现一个念头:这个五六岁的娃娃,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如果生下来,长大之后会跟她妈妈之间有点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写《孽债》最初的原因就是这个,关注知青们的下一代。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有类似的故事冒出来,1989年我到昆明参加一个会议,听云南大学的一位老师讲起一个故事。
这位老师是云南大学民俗研究所的所长,他带着学生去西双版纳采风,住在一个蛮普通的招待所里,碰到一个女同志,穿着端正,一看就是外地人,每天专注地站在大门口。一问才知道,她是北京知青,到西双版纳来插队,嫁给了一个傣族汉子。恢复高考后,她考上了北师大,离了婚离开丈夫孩子到北京去了。
这次她来西双版纳是来找孩子的,一个乡一个乡找过来,找不到,就住到市中心的招待所,指望着每天傍晚人最多的时候,走在街头能碰见孩子或者前夫。
在此之前,我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青故事,但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我决定要写了。小说名字就叫《孽债》,10年动乱给中国带来很大戕害,蹉跎岁月给整整一代人也造成很大戕害,有很多还没有还清的债。
现场互动
如今大学生到基层去
会变成新的上山下乡吗
问:现在国家也有计划,号召大学生到基层去、到西部去,有人看成是这个时代的“上山下乡”,我想问一下叶老师,你觉得在当下这样的环境下,有没有可能再发生像当年知青那样的故事?
答:今天动员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根本出发点不一样。我们当年下去,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今天的村官,要有理想、有想法、调研当地的实际,把你的聪明才智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这个从主观上跟我们当年不一样。
今天的村官下去,在自己接受锻炼的同时,还可以真正有点理想和追求。大概10年以前,我插队的那个公社派了一个小女孩,就是你理解的现在的村官,在镇上当团委书记。她被派到上海静安区区团委来当干事,实习半年,她来找过我。
半年后,她回久长镇,不久之后就提拔到久长镇所在的修文县当团县委的书记,两年以后,又当了久长镇镇长,后来又成了镇党委书记。今年4月中旬我又回到了一次贵州,在贵阳的时候,她来找我,当时她已经从修文县久长镇党委书记抽到贵阳市当妇联副主席了。你要带着一点理想、带着一点想法下去做村官的话,会进步得很快的。
问:叶老师,从你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知青的很多悲剧,我想问一下,你觉得知青对一个人来说,到底是一种生活的财富还是悲剧?
答:作为一页历史,基本上现在大家都认为我们不该这样,特别是不该上千万人一起一拥而下。上世纪70年代初,福建莆田的一个老师,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很多问题:儿子没钱理发,每次回家来狼吞虎咽地吃饭,因为在乡下吃不饱,当地还有严重的开后门现象等等。毛主席给他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的批示,作为中央文件,要求传达到每个知青耳朵里,确实给每个知青,给各级干部一个信号:这个问题该一步一步解决了。